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两部巨著都是东方贵族社会“升降盛衰”的真实记录。《源氏物语》以四个天皇 （桐壶、朱雀、冷泉、今上）为时代背景，前后写了七十多年。《红楼梦》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执政时期为背景前后写了一百多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两位作家都极力地要反映他们所熟悉的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以爱情为经，以社会为纬。
《源氏物语》通过爱情描写了源氏家族荣华、失意、隆盛、式微的历史，《红楼梦》通过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无论是珠光宝气的贾府还是豪华显贵的源氏，都是当时威名显赫的大贵族，他们以皇室为靠山，凭借着庄园经济，从全国各地搜括来的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大的享受和权力，《源氏物语》写贵族们如何争权于朝（其主线是以左大臣及其女婿源氏为首的皇室势力与以右大臣为首的外戚势力的权力争斗），《红楼梦》则写贵族夫人们如何争权于府（其主线则是贾府内王夫人与邢夫人的明争暗斗）。在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中，男女婚姻成了一种手段，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一种政治的行为”，一种“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两位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和眼光，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贵族社会和家庭的种种罪恶与黑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上流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生活，表现了宫廷贵族和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习尚，从而使作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三，两位作者都写了贵族青年的心态与命运。光源氏和贾宝玉分别是两部巨著的主人公，两位贵公子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娇养在膏梁锦绣之中，都具有“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功名利禄，对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和阶级感到失望和愤懑。两位贵族公子没有男尊女卑，只有怜花惜玉。源氏认为“世间女子个个可爱”，贾宝玉则说“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在男权社会，这种对女子的赞美与爱怜，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意识。然而，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源氏与宝玉有较大的区别。源氏是狂蜂乱蝶式的人物，追求情欲，说什么“洞房花烛虽然好，不及私通趣味浓”，常常软硬兼施地占有并玩弄女性，以至陷入了好色和淫乱的地步。如果说源氏是“荒淫”的话，而宝玉则是“意淫”。宝玉所追求的，并非（或者主要不是）女性的肉体，而是异性之间的情投意和，是思想志趣上的知暖识热，这是一种精神的爱恋。“荒淫”的源氏和“意淫”的宝玉，在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历程和痛苦的情感磨难之后，都变得消沉和失望起来，最后选择了同样的归宿：遁入空门。紫式部和曹雪芹把自己的主人公刻画得如此相似，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基于两位贵族出身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相同体验、相同理解。略有不同的是，紫式部对源氏的赞美多于贬斥，曹雪芹对宝玉则是褒贬参半。究其原因，除了两位作者社会思想和美学情趣的差异，可能还有作者性别不同的原因。
第四，两部作品都有独具魅力的“女儿国”。大观园里的“女儿国”天真烂漫、群芳争妍，光源氏周围的“女儿国”花枝招展、鲜艳夺目。大群的女子形象，构成了两部作品的巨大魅力。两位作者极力赞美女子的才华，深刻同情女子的命运，并通过女性的不幸遭遇来倾诉妇女的痛苦。我们要着重谈一谈两部名著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源氏物语》中的紫姬和《红楼梦》中的黛玉，一个“美丽清秀”，一个“风流袅娜”，都有着较好的面容；两位都是贵族小姐，而且都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宠爱，都是被寄养在外祖母家里；两位女子都实心实意地钟情于自己心爱的男子，都受着爱情的煎熬与折磨：紫姬的苦痛是源氏对爱情不专一，黛玉则是担心宝玉变心。为此，她们常常饮泣吞声。紫姬在凄苦中写到：
爱情如烟缕，方向尽相同，我独先消散，似梦一场空。
这位日本女子以飘忽即逝的烟缕，来比喻不可靠的爱情和多舛的命运；而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则以落花来比喻自己的红颜薄命：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两位女性，都是早夭，含恨离开了人间。她们的眼泪、忧愁、嫉妒，是对男人薄情好色的不满和抗议，也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抗议。
第五，艺术形式方面的相似之处。《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是东方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杰作。曹雪芹说他是“写儿女真情”，紫式部主张小说要写“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两部作品并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是象生活本身一样真实、自然、朴素。作品结构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多画面、多层次、多线索、多人物。有趣的是，连人物的总数也相差不多，《源氏物语》写了四百三十一个人物，《红楼梦》写了四百二十一个人物。这众多的人物，不仅形态各异，而且被赋予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特征。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人物，并非是那种“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脸谱化、简单化的形象，而是有着复杂的性格、心态和情感。比如宝玉和黛玉，都是才智过人，具有叛逆性格的形象，但他们又有着性格软弱、能说不能行的毛病。又比如凤姐，一方面心狠手辣、盛气凌人，同时又聪明干练、爽朗风趣，所以有人说，“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源氏物语》中的空蝉也是一位心态非常矛盾的女性，她爱恋源氏，没有接到源氏的情书，便不免心中怅惘，闻知源氏患病，又不免内心忧虑。然而。名分和妇道又抗拒着她内心的激情，终于使她不愿担“轻薄”之恶名，而反抗源氏的情爱追求，并遁入空门。两部长篇小说均受到中国变文、传奇和话本小说的影响，采用散文和韵文互相融和的形式，也就是说，以散文为主体，穿插着诗歌、词赋。比如，《源氏物语》广泛运用了汉诗文，多处引用陶渊明、刘禹锡、元稹等人的诗句，特别是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达九十余处。此外还引用了不少《论语》、《老子》、《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著作中的典故。由此可见，一部《源氏物语》，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文镜秘府》与《文心雕龙》
标题中的这两部书，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名著，前者为日本僧人空海所撰，后者为南朝齐梁著名文论家刘勰所著。《文镜秘府论》既是古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结晶，又作为中国文学的理论教科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对日本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文镜秘府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极好见证。而《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之作，对日本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同样产生了并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我们先说《文镜秘府》。
本章第二节“日本刮起白旋风”，曾提到弘法大师，他就是《文镜秘府论》的作者。弘法大师 （774—835）就是日本僧人空海，俗姓佐伯，佛教法号叫遍照金刚，赞歧国多度郡屏风浦 （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人，“弘法大师”是空海死后追封的尊号。空海十五岁时就开始在他舅父的指导下学习
《论语》、《孝经》等中国典籍，二十四岁时仿照汉赋《子虚》、《上林》文体，撰写《三教旨归》三卷，讨论儒学、道学和佛学的旨趣。可见空海在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对汉学和佛学有了较深的造诣。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 （公元804年），日本又一次派出遣唐使。在这个使团中，就有学问僧空海。空海大约是这一年的七、八间抵达中国，住在长安的西明寺。空海在中国留学期间，除了钻研佛教经典外，还多方吸收中国文化，广泛涉猎、搜求中国典籍（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白居易的诗作）。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空海离开长安，返回日本。空海回到日本后，应日本人民学习汉语和汉文学的需要，依据他从中国带回来的唐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的《诗格》、元兢的《诗脑髓》、皎然的《诗议》等书，编写了一本《文镜秘府论》。据专家们推测，《文镜秘府论》完成于日本弘仁七年 （公元816年）前后，此后便一直在日本流传。
《文镜秘府论》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天卷论音韵，地卷论体势，东卷论对偶，南卷论文意，西卷论文病，北卷论对属。《文镜秘府论》主要是讨论诗歌的声律理论。什么叫“声律”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歌，从远古的民间歌谣开始，就有明显的节奏韵律。后来由于词赋的发展，五言诗的兴起，人们创作诗歌，就越来越讲究字音的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也就是追求诗歌语言的声音、韵律的美。这就是“声律”。而对“声律”的理论研究，就是“声律学”。中国古代“声律学”的重要内容是南朝大诗人沈约等人创立的“四声八病”说。“四声”，就是用平、上、去、入四字标四声调名 （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汉语拼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八病”，则是指诗歌创作中运用四声时常犯的毛病，也就是诗歌音韵不和谐，比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等。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就是用大量的诗歌作例子，来详细地讲解什么是“四声”，什么是“八病”。虽然他的讲解并不十分准确，但毕竟对诗歌“声律学”的建设作了不少基础性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大量关于诗歌声律论的最早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在我国大都早已散失了。这些材料，对于考察我国古诗到律诗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