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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这么多的中译本，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就很大了。著名诗人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写文章说：
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
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
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的。这是很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
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
徐志摩的这番话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诗坛上最流行的就是一种半含哲理半抒情的小诗。而这些小诗的蓝本就是泰戈尔的“园丁”、“飞鸟”和“新月”。
泰戈尔访问中国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他精神抖擞，心情怡悦，到处发表演说，到处强调中印友谊。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象回故乡一样！”他还说：“印度感觉到同中国是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离开中国时又强调说：“这是一次亲密朋友的会合：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快乐过，这样和别人密切接触过。”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一直关心着中国人民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当中国人民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泰戈尔却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未来唱出了他的热烈而真挚的希望：
正象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
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
升起。我在心里歌唱，宣告一个伟大的未来的
到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很
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泰戈尔以垂暮之年，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对日本法西斯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在《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中，黛维夫人记载着诗人听过广播以后说道：“我真受不住了。我不能再听中国的悲剧了。”诗人又说：“刚才曼摩罕来了，带给我中国正在受苦的消息。因此我就想，同这个剧烈痛苦的巨大祭火比起来，我们自己的事情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呀。”这都是诗人在逝世前几年说的话。据说诗人1941年逝世时还恋恋不忘中国的抗战。泰戈尔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了。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仍然记着这位好朋友。你们出去逛逛新华书店，或是逛逛个体书摊，一定会看到泰戈尔的书，一定会发现，泰戈尔在中国又热起来了。
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在这里，我们以中国大诗人冰心为例，来谈谈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就在泰戈尔访问中国的前后，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于学泰戈尔”的女作家。而冰心学习泰戈尔，是从接收他的入世思想，解决人生探索中的苦闷开始的。冰心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她象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把文艺当作改良社会人生的武器。她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引起人们对旧社会旧家庭的“痛恨”和“努力改良”。然而这种“改良社会”的思想却到处碰壁。随着时光的流逝，高涨的热情逐渐冷却，冰心深深感到追求不到出路的苦闷和矛盾。“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 （《“无限之生”的界线》）冰心在死亡面前，陷入了人生虚无的不可知论。
是泰戈尔的学说帮助冰心从人生苦闷的罗网中走出。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不断进化的，一切都在向着完全、绝对和真理前进，向着和谐统一发展。社会在本质上充满眷爱与快乐，幸福在全宇宙中舞蹈。假恶丑诚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们不过是创造真善美的材料。人生的正路就在于以爱的精神牺牲自己去为人类服务。泰戈尔努力热爱这地球上的人类，热爱这现实的人生。他强调生命就是活动和工作，“只要我们工作，我们就生了”（《春之循环》）。冰心从泰戈尔那里获得了热爱人生的精神。泰戈尔超卓的哲理，慰藉着冰心精神上的寂寞；泰戈尔快美的诗情，救治了冰心对于人生的悲戚。
在冰心的思想中，对人类的爱，又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母爱、自然爱和童年爱。这也是冰心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这个爱的思想体系，正是择取了泰戈尔学说中的成分，并加以发挥创造而形成的。
首先，冰心全面地吸收了泰戈尔“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泰戈尔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爱，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只能用爱来表示。因此，作为人类一部分的妇女的本质，当然只能是“爱”。泰戈尔说：“上帝遣派妇女来爱这个世界的”，“她奉上帝爱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如果妇女对爱失去兴趣，“人类就会死亡的” （《泰戈尔的妇女论》）。冰心吸收了这些理论，并加以融汇贯通，从而对泰戈尔的“女性爱”思想作了最完整最充分的发展，确立了世界由母爱建造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爱的哲学的基石。冰心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世界上的母亲都是好朋友。每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所有的孩子都是好朋友。世界上万物都有母亲，所以万物之间也就相亲相爱。这样，母爱也就萌生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力。这世界上若是没有了女性，若是失去了母爱，也就失去了一半的真善美。
其次，冰心接受了泰戈尔关于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相互依存的理论，建立起自然爱的思想，以此作为她改造社会人生的一个手段。泰戈尔对自然格外倾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象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一样，非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和谐一致。人只有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才能找到“无尽无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他象一个守财奴觊觎金钱一样，眷恋着孟加拉的绿树与鲜花、河流与平原、清晨与黄昏、多星的天空与明月。泰戈尔沉浸在自然的慰爱之中，并且极力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天然的美与和谐。冰心从开始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就对他描绘大自然美感的诗文表示倾慕。她汲取了泰戈尔热爱自然美、描写自然美是为着现实人生的思想。在冰心的笔下，自然呼唤着诗人说：“将你的笔尖儿浸在我的海里罢！人尖的心怀太枯燥了。”是的，人类社会确实缺乏爱和美的情感，以至成了罪恶的渊薮。青年生活的社会环境太污浊了，这无法培养美好的情操。怎样解决这个类锐的矛盾呢？冰心提出必须向泰戈尔学习：“印度哲人泰戈尔小的时候，坐在窗下，望着天光云影，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工夫神游物外”，“有了这样神幻优美的‘自然直感’，我们还怕寂寞么？”在冰心看来，大自然的美和爱，不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会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和创造出新的人格。
再次，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也深深地打动了冰心的心，使得冰心也想以此来否定社会现实的黑暗，来当作自己理想的追求。泰戈尔描写母爱时，有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泰戈尔描写儿童时，又有着母亲般深沉的爱和热切的希望。他那本著名的《新月集》，凭借着新月一般晶莹秀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作了极为温柔幽婉的歌唱。翻译《新月集》的郑振锋先生说，这本诗集象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的有魔术的翼膀，可以把自己从
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在这个理想的儿童天国里，没有成人世界的怀疑贪婪、喧哗争斗、生之烦恼、死之痛苦。这里有的只是人的自由与万物的和谐。大家一定读过《新月集》中“最后的买卖”这首诗，你们看诗人不愿将自己雇佣绪皇帝的权力、商人的金钱、美人的微笑，却甘愿将自己“出卖”给一个坐在海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他为这桩买卖而高兴，因为“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人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可见泰戈尔对这个儿童天国倾注了多么深切的爱！印度大诗人梦幻般的儿童天国，象一个猜不透的谜永远吸引着冰心。她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心情呼唤着童心的回归。在冰心的作品中，童年常常代表着美好的情操、善良的品德。高尚的灵魂。冰心笔下的孩子如同泰戈尔的一样，也充当着爱的天使，肩负着传播光明福音的任务。
偈颂与唐诗
从文化和文学的特定角度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巨大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输入了另一种与国有传统不同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而且佛教文化 （特别是佛典）又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于是佛教必然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本章第一节介绍《西游记》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散文、诗歌、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各种体载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作全面的介绍。在这里，我们以诗歌为例，具体分析佛教是怎样影响中国文学的。
佛教经典里面，有一些是用韵文来宣扬佛理。这些韵文用汉语翻译过来，叫做“偈颂”。偈颂的写作，要求很严格，音节格律都有一定的规定，就象中国的律诗一样。佛教徒写作偈颂要句斟字酌，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中国本来就有悠久发达的诗的传统，因此，翻译佛典时偈颂的传译，必然要借作中国诗的形式。但这毕竟是一种翻译文体，受到原作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