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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看到，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听从僧侣。国王在世上的政权仅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教会繁荣昌盛。如果僧侣不满，国家就不得太平。我们知道，来世幸福是有赖于教士的，它比起尘世幸福来，更使国王关心。因此，国王的权力应该服从圣仆的权力，只有圣仆知道，通过什么道路才能获得天国的光荣。国王应该是僧侣意志的执行者，因为僧侣是神的意志的体现者。因此，国王只有服从上帝，即服从他的僧侣，才算忠于自己的职守，才有权供职。如果僧侣认为对教会的利益来说有必要的话，国王就必须折磨、迫害、放逐和焚烧自己的那些没有为拯救自己的灵魂作什么、背离了正确道路或可能使别人背离这条道路的臣民。
事实上，凡为拯救人类做事，都是被允许的。摧残身体以使灵魂得福，是完全合法的；把那些阻挠僧侣的神圣愿望的流氓斩尽杀绝，会给基督教的政治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不仅不应该谴责僧侣以拯救人类为目的的残酷行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灵魂以善意的感化，——只要可能的话，应该允许他们加倍其酷行，或者至少是延长他们使渎神者遭受的苦难；无庸争辩，这将使他们所宣扬的教义接近渎神者的内心。如果谁发明某种能延长和加重异教徒痛苦的方法，那末，毫无疑问，他就是给异教徒的灵魂作了很大贡献，并且应该得到教会及其供职者的感谢。
因此，善良的基督徒不仅不应该责备圣仆——亲自或借助于世俗政权，即国王、官员和刽子手——对他们力图使其投入教会罗网的人所采取的严酷措施，而且应该千方百计地协助他们的善举和发明能更快地根绝谬误、拯救人类灵魂的新措施。
因此，愿大家不要再罪怪教会的迫害、放逐、囚禁、拷打和火刑。相反，我们应该为这些神圣的惩罚惋惜，它们施行了好多世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我们应该试找更可靠的根绝异端的方法，主要是，决不心软或因怜悯而宽容。宽容虽然符合人道，但不容于教会的精神、真基督教的虔诚、威严的上帝的意旨、圣仆的性格。圣仆为了博得我们的景仰和尊敬，应该比神更严厉，心肠更硬。
渎神者谴责主的仆役进行既有趣又神圣的争论，说它们是世界上骚动、纠纷、迫害、宗教战争、革命的最经常的原因，这也是毫无根据的。难道这些瞎子不了解战斗的教会非战斗不可吗？如果他们有信仰，他们就会明白：慈悲的神力图拯救自己的创造物；受苦受难，这是可靠的获救道路；安宁和幸福会使人民浸沉于对教会及其供职者漠不关心的危险气氛之中；在贫困和眼泪之中生活对基督徒是有益的；教会很注意使它的教士们相互争吵，使它的信奉者不停止纠纷，使人民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幸去换取在那个世界上的幸福。所有这一切对有幸具有真正信仰的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神学家们的争论最能促使人们领悟这一点了。他们为了实现神的意志，使我们指望他们永远争吵下去和指望其追随者直接发生冲突。
不应该象常常发生的那样责备圣仆贪婪和勒索。相反，我们应该衷心感谢那些关怀我们的人：他们为我们经常用神所不许的方法得到的财产担心；他们设法使我们摆脱那些阻碍我们获救的财富。教会掠夺人民，以便他们能够得救；它使人民陷于贫困，以便他们能厌弃尘世和尘世幸福并向往来世幸福。只要他们对自己的僧侣表示忠顺和慷慨，来世幸福就会在天堂里等待他们。
至于谈到应该仇视那种谴责教会的科学，这在圣书中就已规定了。科学使俗人傲慢起来，也就是使他们变得无礼和不十分听从精神导师。基督徒应该处于永恒的童稚状态；他们终生都应受一心希望他们有福的教士的庇护。所有科学中只有一门是需要的，那就是关于救度的科学。要掌握这门科学，只须听人摆布就够了。如果人们打算发表议论，那教会不就是要出事吗？
神学带给人类的幸福真是不可估量啊！神圣的祭司的工作只是代别人思考永恒真理。他们不停地开动脑筋，去找寻某些思想，因为没有这些思想的指导，人民就会处于无知的黑暗之中。他们用三段论法永远扑灭了危险的健全理智，打乱了世俗的逻辑，堵塞了理性之口。理性决不应该干涉教会的事务。多亏神学，连妇女都能参加宗教上的争论；人民才有了关于获救所必需的真理的正确概念。
还有人责怪僧侣曲解道德，把它变为一系列的仪式和礼节；责怪僧侣本人忽视道德并且不用以教人。但是，要知道僧侣丝毫不需要人类道德，它常常是与神圣的和超自然的道德不相容的。僧侣教给我们的基督教道德与那种以社会安宁为宗旨的卑鄙的微末道德，怎能相比呢？难道社会可以在世上获得幸福吗？社会如具有能使其服从僧侣的信仰，具有能帮助它忍受苦难的希望，具有教会如此巧妙地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对邻人的爱，不是更好吗？如果成为恭顺的即唯命是听的人；成为虔诚的即从内心忠于教会的一切古怪想法的人；在各方面遵循教会的指示；最后，拥护莫名其妙的教会决定，有了这些不就能获救了吗？社会道德只有对于多神教徒才是好的，对于基督徒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基督徒为了获救只需要僧侣或耶稣会教徒的道德，这些人比哲学家清楚得多地知道：获救需要什么。基督教的道德，福音书上的道德，敬神的仪式和礼节，这一切都是对教会有利的；而人类的或世俗的道德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常常违反它的意愿。
有鉴于此，还有谁会负心或盲目到这种程度，以致不承认，社会从神圣的饱读经卷者的无休说教和经常重复的诫命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呢？他们的严重义务就是没完没了地要我们牢记福音书上的真理，这些真理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人民听这种说教已经十八个世纪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还会继续很长的时期。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教士和圣修士虽然非常努力，但不见任何改善，那末我们可以回答：这一事实显然证明神的存在，因为神在为自己的僧侣操心，他了解：假如人类有所改善，实施较合理的法律，进行较正当的教育，提倡较易理解的道德，励行较为英明的政策，那人类就可摆脱教士而自己对付下去了。神很关心使人们继续处于愚昧状态，而使教会导师经常有机会向他们布道，从他们那里受取教导费。
由于我们神圣的宗教，世俗的政策和尘世的道德受到极端的鄙视。世俗的政策曾被归结为与僧侣和睦相处，尘世的德道则被归结为履行僧侣所规定的一切仪式。毋庸争辩，这一点就足以使宗教繁荣，使教会太平无事。现在，全部政策就是纵容僧侣的欲望，全部道德就是对僧侣俯首听命。
如果人们有朝一日认真考虑政策或人类的道德，他们很可能摆脱宗教及其供职者而自己对付下去。但是，没有宗教和僧侣，人民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他们会注定灭亡——他们会失去献祭、寺院、赎罪、忏悔、圣餐、所有重要的仪式和有意义的礼节。上述种种事物的良好作用，我们在如此之多的世纪中都有体验，这些事物是如此巧妙地使人们在教士面前俯首听命。如果人类坚信：需要成为善良的、人道的、容让的、正义的，那末，对于维持教会权力不可或缺的纠纷、偏执、宗教仇视、迫害、精神病等等就会消失。如果国王们知道：他们的臣民和睦共居对他有益，健全理智和正义要求给予所有忠诚和善良的公民以言论自由；如果这些国王不用教义问答而用人类的、大家懂得的道德作为教育的科目，那末，神学上的辩论、宗教会议、教规、信条、教皇训谕等为宗教所必需的、对于引起国家骚动非常方便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最后，如果具有理性的人遵循理性——这是僧侣如此英明地禁止的，那末，我们知道，对于获救所必需具有的信仰，又怎么办呢？
这一切向我们证明：教会丝毫不需要人道的、合理的道德。许多人轻率地把这种道德和神圣的、福音书上的道德对立起来，要知道，这会导致宗教和僧侣的灭亡，而离开宗教和僧侣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如果国王们遵循理性、正义，服从世俗政治的浮华利益，那末，他们就会颁布英明的法律，在合理的基础上教育自己的臣民，从而享受人民的爱戴。在现有的情况之下，国王们、偶像崇拜者的敌人是不用担起如此的重担的。他们只要信神或信僧侣——只有僧侣才有权享受人民的爱戴，——就足能使一切太平无事。世俗政权只有当教会表示不满时才会遭到危险；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世俗政权就不再是合法的了。
至于谈到臣民的宗教道德，即唯一的对教会有利害关系的道德，教士们将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