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不在曲笔之下把马克思主义压抑到面目含混了。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的耶稣形象，陈映真通过犹大的观察和判断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1）耶稣的爱是有阶级性的。对“罪人”、贫贱者、受侮辱者以及为上层犹太人所唾弃的以色列人，充满着亲切、仁爱和温慈。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指责，却严厉而震怒。（2）耶稣没有私欲，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没有任何野心。（3）穷国中长大的耶稣，是十分经济实在的人，朴实、素行是他办事作风。这种内在的美，流露出来，乃是一种高贵仁慈的风韵。于是，陈映真笔下的耶稣，其长相、体态、气质，无一不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魅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有着葡萄酒颜色一般的头发。虽然并不光润，但都优美而柔软地微蜷着，自头顶整齐地下垂，而在耳际动人地翻成均匀的波浪。他的胡须浓密，和头发有同样的颜色，自下额的正中分向左右向内蜷曲着。他的额宽而平滑，发散着一种辛苦和忧愁的情感。他的眼睛像加利利的海水一般的蓝。这一对因消瘦而张大的眼睛，在他的谈论中随着他的情感时而忧悒，时而温慈，时而凶张，时而充满着爱的光彩。他的鼻和嘴都甚优美，无疵可寻。但是，日晒、贫困和竟日的旅行，使他显得消瘦。脸色在旷黑之中泛着一种虚弱的苍白，但是在他这一切的风霜和憔悴之中，流露着一股高贵的仁慈的风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2页。
很明显，陈映真深深地爱着这样一位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耶稣，而这个耶稣，就已经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耶稣的形象了。
（三）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篇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韵味。陈映真笔下的直逼心灵的心境描绘，增添了作品不小的艺术冲击力，作品里的细节的描写，也别具一种迷人的风采。
比如，犹大那条红色腰带，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了四次，个个出于不同人的视点，喻义也就各不同。
我们看第一次出现：
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动作有些粗鲁而且草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2页。
这是作家自己的视点。那是陈映真客观叙述犹大将要告别妻子，再度踏上革命征途前准备行装的时候，小说实实在在地写了“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陈映真着笔于红色，其喻义是在于：犹大“抬起头来，照样是那么冷漠的表情。但他的热情却不可掩饰地从他的眼和密闭的嘴唇中流泻出来”同①。。喻义热情，是说他要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追随耶稣去革命了。
再看第二次出现：
他的一身白净的衣服，使得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同①。
这是希罗底的视点。“红颜色的腰带”变为“那艳红的腰带”。艳，就更为鲜丽。鲜丽，就更有生气。这里引申为“飘动着”的意思。当希罗底送犹大走进仍旧沉睡着的狭长的街道时，希罗底看见她深爱的人，一身白净的衣服，“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这样，喻义就很明白了：那飘动的美丽的红旗，不正体现了犹大和希罗底的革命理想吗？于是，犹大怀抱着革命的热情，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踏上征途了。
第三次出现是：
他是个高而瘦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种肮脏的感觉。也因此使他那红艳的腰带显得极不相称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4页。
这是以祭司亚居拉为首的奋锐党人的“众人”的视点。和第二次出现不同，这次是“那红艳的腰带”。“红”与“艳”，词序一变化，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如果说第二次出现以“红”为主，“艳”是形容“红”的，这一次就相反了。以“艳”为主，用“红”来形容“艳”，就意味着，在奋锐党人看来，犹大的主张是异端邪说，妖言而已，让它代表他们所认为的革命红色，当然“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有一种“肮脏的感觉”。在他们的眼里，“红艳”犹如“妖艳”一般。
最后，第四次出现：
当黎明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在曙光中看到那绳索正是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只是显得十分肮脏了。同①，第102页。
这确确实实是一种遮掩的曲笔了。陈映真沿用奋锐党人的眼光——“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甚至“肮脏”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十分肮脏”了。
一个细节的描述也如此用心良苦，可见陈映真对于小说艺术有他多么认真的追求。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四、心境的印记——从《笔汇》时期的孤独说起
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1959年到1961年间最为浓重。——许南村（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从1959年到1961年，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即：《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从作品的内容看，这大致上是一个艺术地抒写他自己早年人生经历和感受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给自己写文学性“自传”的时期。
最早，陈映真投稿于《笔汇》，是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正值这样的青春年华，又是刚刚开始提笔写小说，陈映真在作品里涂抹上了浓厚的自传性色彩，人们不难理解。当然，我们说他写“自传”，倒不一定是说他相当真实地描绘了自我的人生经历，并不是真实描绘了他本人的长相、形体、喜好、生活习惯、风貌，而是指他驰骋艺术创造的想象力，曲折地反映了他在那样一个时期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
纵观这十一篇作品，这种“自传”色彩，特别记录下来的是属于他的那份孤独的心境，还有表现这份孤独心境的种种心绪，比如寂寞、哀愁、伤感、苦闷、无奈、绝望，等等。同时，这十一篇作品，也还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青春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欲的渴求。
我以为，恰恰是这两个方面，或者这两方面某些地方的交汇，构成了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心理层面的特点。
（一）
人要生存，必须有食物，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其能够活下去。这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就是人权的基本要素——生存权。当这种生存权遭到扼杀的时候，也就是活不下去、偌大的世界绝无立足之地的时候。这时，一种哀愁、忧伤、无奈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孤独感就会立即占据了人的心灵。《我的弟弟康雄》里，职业无着、赁居又无钱的康雄；《家》里，父亲死后生活陷于困顿、前途又无望的“我”；以及《苹果树》里，在屋檐底下暴晒的嶙峋大老头，让婴儿吮着干枯的奶的病黄黄的小母亲，等等，都处于这种情态。
人又是社会的人。人性，除了自然属性以外，还有与它并存的社会属性，其基本点就是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师生之情的人情。没有这人情的支撑，人就会觉得孤立、无着、无望，人生存的意念也会渐渐地消失。伴着人的这种生的欲望，而强而弱而消失的过程，人的内心也必然弥漫着寂寞，孤独感也会随着膨胀起来。比如，《死者》中的生发伯，劳苦终生，最终落得赤贫如洗，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却是爱妻早亡，二男一女先后病故，如今落得家破人亡，生发伯心里不能不苦苦地发出感叹：老来孤独啊！《祖父和伞》中的“我”，和祖父相依为命，发觉祖父断气的那个时刻起，满怀着寂寞，悲楚不已。《猫它们的祖母》中的祖母，丈夫瘐死在一个荒远岛上的狱中，族亲抢夺家产，逼疯了儿子，女儿留下了私生女娟子，一走二十多年没有音讯，如今，孙女娟子结婚，移爱于其丈夫，伊感到大的寂寞了。所有的这一切，哪一点又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家》里，陈映真分明就写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战争年代的阴影哟！”陈映真：《家》。《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1页。
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的心理层面的特点，无一不是作家当时心境在小说中的曲折反映。那时，陈映真的养父去世，全家生活陷入困顿后，极度悲凉；失去了亲人养父和孪生兄弟，留下的又是刻骨铭心的悲痛；还有，小学吴老师的失踪，陆家姐姐被捕，都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于是，这样的人生伤痛和心境悲凉，都在陈映真的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和作家笔下某些人物的心境，就这样相通，往往还在本质上相同了。
对此，1975年10月，陈映真写《试论陈映真》一文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
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
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徬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这种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接着，他又从家庭的影响，具体地评说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