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三，体现在作品里的质疑与批判精神。
质疑，最突出的是对基督教的质疑。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康雄的姐姐不仅认为弟弟是童稚的，是天真无邪的，而且大胆地认为弟弟和基督一样圣洁。在婚礼上，她觉得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正是她亲爱的弟弟。这种把弟弟与基督相提并论的作法，显然是对基督教的一个挑战，他所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一定会是：基督是人，还是神？《故乡》里的哥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留日归来，一心一意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造一个耶稣基督爱的世界，于是他去一个炼焦厂做保健医师，为劳苦大众服务。即使这样，社会也不容他，不久，他的爱的理想就完全破灭了。作品告诉世人的是，耶稣所传播的爱的世界是一个空想。《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进一步挑战了神性学说，通过犹大的形象，确认神性学说只是夺取政权营造舆论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小说改变了《圣经》里犹大故事的内涵，无异于“亵渎”了基督教的经典。《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也充满了对耶稣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在《哦！苏珊娜》里，女主人公“我”和她的恋人李，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神，只是“不愿意有一个上帝来打扰”他们“这种纵恣的生活”。陈映真：《哦！苏珊娜》。《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57页。但是摩门教派的传教士彼埃洛和撒姆耳，追求着正义，信仰着和平、友爱，启迪了“我”。尽管彼埃洛他们“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从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同①，第61页。，还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再也不是一个追逐欢乐的漂泊的女孩子了”同②。。
在《乡村的教师》里，吴锦翔战前的抗日活动，战争进行中的惨烈磨难，以及战后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获得群众（村民）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是战后的改革，只是他在孤军奋战，没有和广大的群众一同进行。以至于，他自杀后，村民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的“看客”心态，实在令人寒心。这样，作品就形象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革之路如何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到了《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作家通过作品的整体形象，自觉地提出，改革，革命，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陈映真表现在作品里的批判精神，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对非正义战争的揭露和批判。《乡村的教师》并没有正面描写二战中东南亚战场是如何的惨烈，而是写了台湾同胞被征入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炮灰的非人性的残忍的磨难，写了吴锦翔他们竟然陷入了人吃人的恐怖的境地。《六月里的玫瑰花》揭露了一个美国黑人士兵枪杀了越南一个村庄的老百姓。黑人士兵因而精神失常，在医生的诱导下说出了他的心结——病结：“那些稻田，那些狰狞的森林。我不断地开枪，一直到我走进一间矮小的屋子。”“屋子里坐着一个小女孩，抱着断了胳臂的布娃娃。”“小女孩既不骇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扣了扳机——耶稣基督哟——”“他们说我把整个村庄剿灭了。”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7页。最后，这个黑人士兵也倒在了越南战场。
再比如，对崇洋媚外的奴性的批判，我在前边第七节已经有了详细的论述，不再多说了。
第四，体现在作品里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映真像鲁迅、契诃夫一样，讲究小说的结尾。无论作品的基调多么阴暗，在尾声都或弱或强地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给人以力量。这一点，我在前边第六节已经有过详细的评述。另一方面，就是每篇小说都在整体上体现了作家的理想。应该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映真尽管设法要遮掩思想上的“豹变”，但他还是禁不住地要用自己心中的那盏明灯来照亮他的作品，照亮他笔下的人物。于是，人们可以读到，《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死者》、《苹果树》等，体现了陈映真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人人平等的理想；《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等，集中表达了陈映真渴望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等等。
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审美原则、创作精神和方法的诸多要义，用以观照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情景，观照他众多小说的艺术文本，解读出这些艺术文本的真正的审美价值来，我们就真的不能说，陈映真的小说在这个时期属于现代主义，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忠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二）
当然，从作品实际出发，我们也该承认，陈映真崇尚的现实主义，是具有开放态势的现实主义。用陈映真自己的话来说，他追求的是，“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8页。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陈映真明确地说：
我认为现实主义有非常辽阔的道路，可是现代派只能走一次，比如将人的鼻子画成三个，其他人再依样葫芦这样做，就没有意思。例如毕加索建立了自己画风，后来产生了很多“小毕加索”，这些小毕加索只是模仿者，没有什么意义。现实主义为什么辽阔，因为生活本身的辽阔规定了现实主义的辽阔。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不要像过去的现实主义一样，愁眉苦脸，严肃得不得了，不敢接触实质问题，不让你的想象力飞扬。同①，第88—89页。
在《关怀的人生观》一文里，陈映真又说，“内容决定形式”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37页。，如果写的是自己方寸间的、主观的、内省的心灵世界，在形式上就不能不用主观的、晦涩的、奇诡的语言或结构。如果写的是托尔斯泰的圣彼得堡，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市民世界，你就自然的使用他们那伟大的写实主义。写实主义是“用尽量多数人所可明白易懂的语言，写最大多数人所可理解的一般经验”，他“称此为文学的民主主义：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学生活，写更广泛的人们，让更广泛的人有文学之乐”同③。。
其实，对台湾当年风行过的现代派文学，陈映真过去采取的是超然的态度，有点矫枉过正的否定。他说，台湾作家里面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持续对现代派、现代主义进行批评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的影响太大，20世纪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二十年之间，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在台湾占支配地位，在台湾文学里看不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你随便找一部，说是翻译过来的，人家也不会怀疑。所以他很反对这样的文学——逃避现实，没有民族风格，表现不出台湾的生活。1987年，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他说他要修正自己的看法：“对台湾现代派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评估，过高的评估现代派是不对的，像我过去一样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也要修正。问题是台湾作家应该怎样把自己的哲学观、世界观建立起来、人生观建立起来，然后自由地去运用，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它所用，从纯形式主义变成有内容的东西。”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8页。
事实上，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也印证了他的观点。一是，随着陈映真生活面的扩大，视野的扩展，他的作品表现生活的广度、深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从1959年的《面摊》到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我们就可从中看出这种生活与创作的轨迹。1967年1月创作的《唐倩的喜剧》，艺术地概括了而且鞭挞了中国一百多年来西化社会思潮中的崇洋媚外的奴性。1967年4月创作的《第一件差事》，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在民族分裂时代渴望统一的心声。1967年7月创作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美军侵略越南的战争灭绝人性的本质。其广度和深度，比起1959年创作起步时作品，更深刻得多了。二是，对其他创作方法，陈映真持有开放的心态，实行的是拿来主义，引进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中一切有表现力的手段，去补充、丰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手法，从而增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度。《我的弟弟康雄》的主观抒情，《文书》的“猫”的象征意义，《死者》突出弥留时的心理活动，等等，都在吸收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某些具体的艺术手法，都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
死亡是一种生命现象，正常的死亡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自然规律。文学是人学，人的死亡自然就成为文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永恒的叙事母题。那种认为一写死亡就是存在主义作品的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问题的关键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要看作家究竟写了什么，又是怎么样去写的。我很赞成陈映真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它强烈地强调个人和自我的重要性。它对社会和集体抱着憎恶与恐惧。它热衷于凝视表现肉欲、死亡、颓败、血污、苍白甚至腐朽这些‘意象’。它醉心于个人潜意识的浑沌的世界。它拒绝意义、道德教训，不相信生命另有目标、责任和意义。它讲求艺术的绝对的‘纯粹’，否定向来语言和形式约定俗成的法则。对于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生活社会与历史嗤之以鼻。它追求神经质、追求官能的倒错，崇拜零碎、纤细、敏锐的‘意象’”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