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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４蟾绱判∥陌凑招欧馍系淖≈啡ヌū笨赐纭Ｔ诨丶业穆飞希蟾缛眯∥墓餐鞫绲纳睿蟾缢担核峄赝返摹９唬诙辏缛サ绷巳瓯Ｍ宋橐院螅手钡鼗亓思遥叭私崾盗耍贩⒍塘耍し艉诹恕背掠痴妫骸对啤贰！冻掠痴孀髌芳返�4卷，第23页。。二哥骑着父亲为他新买的机车，忙着在附近打工，后来又借了一点钱，买了一部中古的“铁牛车”，做运输生意。万万没有想到，全家团聚才九个多月，小文的二哥在尖山脚下急转弯的地方，让卡车撞了，身体翻倒在水沟里，死了。小文的母亲极度悲伤，生了一场重病，父亲突然老了许多，几乎让田里的工作一下子荒废了。从这年除夕开始，父亲总是在年夜饭桌上，为二哥空着一个位置，亲手为他夹一大碗菜，摆着。发表在《麦台月报？麦园》里的小文的文章《二哥》，把人伦之爱，写得情深深、意切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今年除夕，在年夜饭的桌上，老爸爸提了两件事，征求家人的同意。
头一件事，把原来翻修房子的计划，更改为拆建现在大哥一家住的厢房，新盖一间二层楼，给大哥一家住。
第二件事，是要求大哥大嫂同意，把才生下来六个月的孩子，在名分上过继给二哥。
对于头一件事，大哥大嫂力让了一阵。老爸爸说：“你们不必让了。对老屋子，你妈有一份情感。翻建成新式房子，想来她也住不惯。我，喜欢老屋子。老屋子使我想起我自己在大陆上的家啊。年纪越大，这就对我越是重要。”
大哥说，目前家里的经济情形，也不容许大兴土木。“反正不急，有一点儿，盖一点儿。”老爸爸说。
至于第二件事，大哥大嫂很快就同意了。
老爸爸很高兴，伸手从大嫂怀里抱过小辉。“这是二房的孙子了。”他笑着说。
只有母亲红着眼眶。她站了起来，端走一盆汤，走进厨房里，过了一会，再端到桌子上。“热一热好吃。”母亲说过。老爸爸说：“好，好。”任谁都知道母亲哭过，可任谁也没说破。
老爸爸，照以往除夕的例，往一个空了的座位上的空碗里，默默地夹菜。
那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二哥的座位。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9—20页。
文章的末尾，小文的文章说：
花开、花落。草长、草枯。二哥的生与死，或者就与大自然的生杀一样吧。然而，我、老爸爸、母亲……这几年来对二哥刻苦的怀思、铭心的悼惜，又岂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吗？同①，第24页。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禁要问：陈映真以往的作品里，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家庭形象？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正在经历一个磨合期。经过多年的交往，如今，他们之中已经有一批人，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组成了家庭，彼此相依相助。文学来源于生活，又表现生活。既然生活中有了这样感人的故事，而这故事又恰好体现了陈映真的理想，他当然及时地抓住它，去艺术地表现它。另外，过去陈映真在描写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恋爱和婚姻时，男人总是大陆人，女人总是台湾本地人，这是台湾社会1949年前后的生活实情。随着人们的密切交往融合，生活变了，性别组合也在变，《夜行货车》里的大陆人就是女人刘小玲，而台湾本地人就是男人詹奕宏了。
我们还发现，父亲这个人物形象有了厚重的内涵。父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这固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现实在文学上的反映，但这样写，陈映真还表现了他的想法。在陈映真看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犹如一胞兄弟。在这个大家庭里，作为兄长的大陆应该充分理解、体谅弟弟——台湾近百年做殖民地的痛苦以及由此而和大陆隔绝后的隔阂，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怨恨，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去关爱台湾，帮助台湾；作为弟弟的台湾，自然也应知情知义，对兄长所做的一切有所回应，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和谐的大家庭。《云》里的父亲形象正注入了陈映真这一番兄弟情义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在陈映真的笔下，我们看到：
《夜行货车》里的台湾人詹奕宏和外省人刘小玲确实在私下谈论过外省人、台湾人的话题。詹奕宏问：你觉得台湾人，怎样？刘小玲虽然认为，这是喝醉酒男人提出的问题，但她还是借此表白了她那真挚的爱：我的心里，有个台湾男人，他最像个男人，像个男人，我爱他，可是，他并不爱我……詹奕宏按照自己的思路，盯着荧光屏，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这些台湾人，一个个，不是癫，就是憨。一个外省人，从小到大，从这种电视剧中去认识台湾人，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酒醉之后的一段私房话，仅仅如此而已。这并没有构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形成他们冲突的根由还是那詹奕宏的嫉妒心在作祟。在反抗外国老板民族歧视的斗争中，他们最后还是牵手了。
《上班族的一日》里的外省人杨伯良是外国老板的大奴才，台湾人黄静雄是大奴才杨伯良手下的小奴才，建立在彼此利益基础上的杨伯良与黄静雄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纯属勾心斗争。同样，《云》里的外省人“宋老板”和台湾人张维杰都是美国大老板麦伯里的奴隶，只是张维杰年轻幼稚受了艾森斯坦的思想毒害，卷进了他们的争权夺利的漩涡里去了。
《万商帝君》里的台湾人刘福金与外省人陈家齐，确实存在着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在争权夺利，即使是这种冲突以及存在着的省籍隔膜，最终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下也被融合了。
显然，陈映真透视台湾社会的这一角，正是当时台湾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这就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所谓的省籍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种种矛盾的影响下，在台湾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台独”意识、“台独”言论，陈映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生活素材，在《万商帝君》里就有了反“台独”意识、反“台独”言论的描述。
其实，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论战中，人们对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并不相同。当时，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里再一次拿“乡土文学”做文章，鼓吹一种所谓的新意识——“台湾人意识”并且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那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我在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只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状况的，在台湾，首推陈映真。而陈映真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82年发表的《万商帝君》。陈映真说过：“从我个人的体会，以1979年底的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来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陈映真：《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序》。曾庆瑞、赵遐秋著：《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9页。台湾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有所反映。这必然之中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并选取生活中的新现象，其关键还在于作家有否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并且勇敢地艺术地去表现这种现实。陈映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敏锐眼力和艺术勇气的作家。
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万商帝君》主要是在写跨国企业中的人的异化。在民族分裂还是统一这个方面，小说全篇的描述，所占的比重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这样，陈映真也还是艺术地提出了四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足以引发人们去思考。这就是：
第一，台湾话是汉语中的闽南方言，还是一个独立的语系？
“刘福金的名片印出来以后，在一次训练会中发给了大家。
“'King H。K。Lau；'有人念着，觉得疑惑。
“‘用台湾话念，我的名字：lau Hokk kim……’刘福金笑着说。
“‘啊！是台湾话啦。’
“‘是啊’，H。K。笑了起来。”
“‘我想咧，为什么刘变成lau，原来是这样。’
“‘我们是台湾人嘛。’H。K。笑着说：用父母音读自己的名字……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8页。
这样写的时候，陈映真是在借助于陈家齐的言谈举止，质疑刘福金的谬论：“坐在对角的陈家齐，在人都不曾注意的时候，警醒地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着刘福金。奇哟，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茫漠地想：台湾人……”同①，第98—99页。
第二，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话就传了出来，说‘管理教授’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山地人（更正确地引用他的话是‘马来？波里尼西亚’人）和荷兰人的混血人种；说台湾人，经过几百年社会的、文化的变迁，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说是他认为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和中国的闽南话已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说他认为台湾有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