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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的理性思考增强，正是他出狱后创作的明显特点。
这样，有疑惑的人们也就可以实事求是地评论陈映真出狱后的创作，而且可以体验《华盛顿大楼》系列、政治小说系列给我们带来的艺术美感了。蒋勋在这方面的评论，十分到位。我们不妨见识一下他的精彩意见：
陈映真停笔七八年之久，他近期的作品，如《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作中篇、短篇、稍嫌侷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格局了。
即使在最近的作品中，对经济体制的分析，人类生产关系的近乎论文式的深刻探讨，都没有使陈映真的小说变得僵硬、教条或空洞可厌，我想，根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根本上简单的爱人之心，实在是不可忽视的大背景。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8页。
总之，陈映真的结论是：
这个思想和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质和形的问题。我觉得，质胜于形，思想先行，意念先行，确实存在。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四）
在那次“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有一位大陆学术界的朋友建议陈映真去追求一种文学形象的模糊状态，还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这种模糊性，才会有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多元、多义的理解。
对此，陈映真很不以为然。陈映真明确回答说：
创作过程中，确实有一个相对自主的幽微的地带，体现了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的复杂和微妙。但若把这种“模糊”刻意理论化而强求，就不免发展成神秘主义了。“模糊”的理论化，不免于发展成对文艺的“纯粹性”、“反意义”、“反理性思维”，甚至“反意义”的追求论。我不说它对不对。我却能明白地说，这不适合我的道路。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其实，形成文学形象多元、多义的解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常，一部作品，人们的正常的多元、多义的解读，是来自于文学形象的丰富性的。这种丰富性，一定是和典型性、鲜明性联结在一起的。另一个诱发因素是，在又深又广地反映了生活，创作主体把现实的生活世界幻化为虚构艺术的世界后，他们还会给读者，乃至于听众、观众，也就是接受主体，留下了一个参与完成作品创作并进一步丰富艺术形象的空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生活经历，去理解，去补充，去丰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作品主题和艺术形象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多义性也就出现了。
还有，追求文学的模糊性，实际上是在消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典型法则，反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所谓的写原生态。这，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九、“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追踪他不写小说的十二年
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一个搞创作的人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对一贯读书不求甚解的他，是一件无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寻求思想出路，而客观上又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为他的依靠之故。——许南村（许南村：《后街》。）
陈映真在1987年6月发表了《赵南栋》之后，跨越了十二年，又写成了《归乡》、《迷雾》和《忠孝公园》这三篇小说。
《归乡》于1999年9月22日到10月8日先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同时，另刊于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9年？秋”季号《噤哑的论争》。《夜雾》在《联合报》副刊连载，是在2000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再刊于人间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2000年？秋”季号《复现的星图》。《忠孝公园》则于2001年7月先在《联合文学》201期上发表，另刊于人间出版社2001年8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2001年？春夏”季号《那些年，我们在台湾……》。
这十二年之后创作的三篇小说，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
这十二年，没写小说，陈映真又在做什么？
原来，陈映真主要在做一件事，这就是，站在反对“台独”斗争的第一线，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
（一）
当时的台湾，“台独”势力的发展，又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情势呢？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美丽海岛回归祖国，对于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让台湾独立的种种阴谋来说，应该画上句号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台湾本岛的新老分离主义分子，并不就此罢休。
原来，美国有关“台独”的主张，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在1942年初的提议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的《被出卖的台湾》。文中引用的美国人的有关备忘录、建议书、报告都是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1945年1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向总统杜鲁门呈送的备忘录，也说到“台湾自主运动”，就是“台独”运动的问题。只是，备忘录提出不久，战争结束，“台独”之议，又一次作罢。1947年3月，当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后，美国驻台北使馆向华盛顿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海又提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他们国务院强烈感到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四天后，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以及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从历史看，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也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众多的“台独”组织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具有代表性。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了美国。
而由台湾本岛的人提出“独立”主张，并将分裂活动付诸实行，却是从一小撮日据时期的日本“皇民”开始的。他们在光复前后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励、支持和呼应、配合，不过，很快就遭到挫败。此后，在日本活动的老“台独”分子有廖文毅、王育德、史明等人。
等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岛上的新分离主义势力新分离主义势力之所谓“新”，是相对于50年代“老”的分离主义势力而言的。终于走到了前台。
这要从“解严”前后的台湾政局说起。
还是在1979年6月29日，桃园县长许信良，经监察院以擅离职守、参加非法游行、签署诬蔑政府文件提出弹劾，公惩会决予休职二年处分。点燃了导火线，台湾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果然，这一年的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为名，串连全岛党外反对运动的人士，集合两万余人，在高雄市举行“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游行活动。国民党政府派出镇暴军警镇压，二百余人受伤，事后又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包括在任立法委员黄信介和作家王拓、杨青矗在内共有一百六十余人被捕。1980年2月20日，“美丽岛”事件侦查完毕，黄信介、施明德等八人被提起公诉，周平德等三十七人移送司法机关。3月18日，“美丽岛”涉嫌叛乱的七名被告于警总军法处公开审理。31日，涉案三十二人被提起公诉。4月29日，又有高俊明等十人被提起公诉。到6月，加上藏匿施明德案纷纷审结，一部分涉案人员被判刑。
这中间，还先后发生了1980年2月底的“林宅血案”，7月的留美学人陈文成伏尸台大校园命案，以及1984年的杀死江南的事件。
也就是在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蒋经国接班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