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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潮论坛》针锋相对，同月月底，《台湾年代》1卷6期推出了《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的专辑，除了社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外，还有：郑明哲的《台独运动真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吗！》，黄连德的《洗掉中国热昏症的“科学”妆吧》、林浊水的《〈夏潮论坛〉反“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高伊哥的《台湾历史意识问题》，秦绮的《神话与历史、现在与未来》。4月，《80年代》1卷6期上，又有罗思远的《故土呼唤已渐遥远——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辩》一文，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意识”、“排除中国意识”以制造分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他们借口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开发而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感恩。于是，把“崇日”包容到分离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成了一个新的动向。
就在这场“台湾结”与“中国结”、“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激烈论争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美丽岛周报》等分离主义势力杂志，先后发表了《注视岛内一场“台湾意识”的论战》、《台湾向前走》、《岛内外统派余孽猬集〈夏潮论坛〉/戴国煇陈映真热情拥抱在一起》、《“统一左派”对上“台湾左派”》，在鼓吹“独立建国”的滥调中，对《夏潮》及陈映真等人进行政治诬陷。陈映真写了《严守抗议者的操守——从海内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一文，发表在1984年4月的《夏潮论坛》13期上，对《美丽岛周报》的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情地予以揭露，并重申，《夏潮》的立场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愿意跳出惟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台湾）的出路。
这场争论延续到“解严”之后，激烈程度才减退。“台独”势力的新分离主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又和台湾政局变化有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形猖狂。
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之初，本来还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严重泛滥，民进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在党纲里写下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直到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竞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吕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签，“台湾意识”逐步被“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写成《台湾四百年》，就已经把“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台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台湾史描绘成“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也依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台湾意识和新的台湾文化》一文，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住民意识，已经形成彼此命运一体，息息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他把这种住民意识叫做“新的台湾意识”或“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88年4月24日，李乔在《自由时报》上发表《台湾文化的渊源》一文，提出用“台湾人”来称呼台湾的住民，以避免强调族性而激化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1989年7月26日、27日，李乔在《首都早报》上发表《台湾运动的文化困局与转机》一文，继续阐释了这种观点。不管台湾民族论、台湾人论对台湾性的定位及对“中国”定义有什么不同，却都是为了构筑“台独”的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不满于立论的局限性，进入90年代之后，“台独文化”开始反省台湾内部多族群如何统合的问题。立足于这种反省，张炎宪在《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一文里，提出了“多元族群”的观点，认为台湾内部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台湾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活动都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各族群在台湾的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确认。而这种“台湾的主体性”，只有在去除了汉人的中心意识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史观，成了90年代台湾主体论的主要史观。
1991年，陈芳明的《朝向台湾史观的建立》一文，在台湾史领域建构“台湾主体性”的概念，并在台湾文学中同时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1992年在四七社议论集《改造与重建》一书的序言《注视世纪的地平线——四七社与台湾历史意识》一文中，又以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的台湾为主体，他是要用“多元主体论”来消弭社会内部的对立，凝聚台湾“独立”建国的能量。
20世纪90年代，这种新分离主义的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形成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台独”文艺思潮。这股“台独”文艺思潮，从80年代延伸而来，到90年代变本加厉，又理所当然地激化了台湾新文学思潮领域里的“统”、“独”大论战。
（三）
曾经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鼓吹分离主义的“台湾人意识”、“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叶石涛，从80年代开始越走越远。1982年1月，叶石涛拉着几个人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鼓吹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和“自主性”。随后，在他的《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叶石涛又鼓吹台湾新文学一直“与大陆隔绝”而“孤立地发展”的谬论。
其间，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纷纷鼓噪。陈芳明还在“解严”后叫嚷文学“台独”要和政治“台独”结合。彭瑞金也在1992年9月的《台湾文学》4期上发表《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文，鼓吹台湾文学应该自我期许，去创作“国家文学位格”的文学。1994年，彭瑞金印出他在1991年出版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的新版，抛出了为了所谓民族“自决”、“独立”而需要的区别于中国文学的“属于台湾”的“台湾文学”的谬论。
叶石涛则在1992年9月的《台湾文学》4期上抛出《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一文，又在1993年11月的《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开拓多种风貌的台湾文学》一文，诬蔑中国文化是“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从1995年春天开始，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更是赤膊上阵，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叶石涛的鼓噪是：“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叶石涛：《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叶石涛：《新旧文学论争的张我军》。《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叶石涛：《战后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叶石涛：《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叶石涛：《战后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叶石涛：《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90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叶石涛：《80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8日。；“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