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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基督耶稣的若隐若现的影子，有着俄罗斯文学大家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些印记，也传播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总之，注入了作家自己的梦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有过失去陆家大姐的痛苦体验，目睹过台北火车站上的宪兵以及中学隔壁警备总部看守所卫兵的种种暴行，由恶劣的现实生发起一种急切的渴望，甚至也渴望代表着社会上权势的警察一类的人，能够焕发出一种爱人如己的精神，从而组成一种和谐的爱的世界。
我想，这就是那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在台湾小说人物形象史上的新意。1985年，陈映真创办摄影杂志《人间》，重新阐释并且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杂志《发刊辞》的《小引》开宗明义点透了主题：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这样的主旨，《发刊辞》的正文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一段是说：
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人间》，1985年11月，创刊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64—165页。
后来，评论家姚一苇认为，它“是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6页。。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面摊》所表现的博爱思想，正是这“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的序曲。青年陈映真一开始写小说，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
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显示了陈映真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起，就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角。陈映真从鲁迅的小说，从台北牯岭街旧书中汲取的祖国30年代文学的营养，在他的处女作里就表现了出来。我们知道，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了小说如何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小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小人物，当作了作品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晚清的谴责小说，写了普通群众，写了小人物，但都不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没有成为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鲁迅不同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和华大妈，单四嫂子，人力车夫，七斤，七嫂，九斤老太，闰土以至于象征性虚写的“狂人”，对比性暗写的夏瑜，还有一次又一次登场的“我”，都是黎民百姓的普通人，都是小人物，而且都是作品里鲜明个性化的中心人物形象。可以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通过陈映真的笔，注入到《面摊》的一家三口的人物形象里去了。当然，在这方面，在台湾，在陈映真这一代作家里，不仅陈映真承袭了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像黄春明、王祯和等都是这样。黄春明就说过，沈从文是他的“文学奶奶”，沈从文教会了他一生都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另外，《面摊》这篇小说，还开始表现出陈映真小说艺术的一种独特风格。
这篇小说的叙事语言，不仅有客观实在的描述，更有那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忧郁，也是诗化了的，也是带着一丝丝浪漫情思的。比如，小说结尾：
孩子的眼眶又呛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的。模糊中，他仿佛从天边又寻到了几颗橙红橙红的星，在夜空中赫赫地闪烁着。
“……星星。”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忆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是无从知悉了。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9页。
作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孩子的感觉、想象，再配上那星星艳丽的红橙橙的颜色，以及摊车“格登格登”的响声，把这一家人在困境中的悲哀诗化了。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人生无奈的愁绪，在色彩、声乐情感交织的韵律中叩击着我们读者的心扉。怪不得姚一苇要说，“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2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黑灰的基调——读《我的弟弟康雄》和其他
《我的弟弟康雄》是最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后挫败的一篇。——尉天骢（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6页。）
1960年，陈映真二十三岁。
这一年，他一口气在《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这时的陈映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的煎熬中。“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许南村：《后街》。但是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文学创作，“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装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许南村：《后街》。。于是，他的笔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故事，有的“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同①。。这，确实曲折地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自毁。而且，文学创作又能让他“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同①。。文学创作真“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同①。。文学创作给予了他力量。
这十多年来，读陈映真的小说，我常常为他作品里的那种郁郁而解不开的心结，为那浓得化不开的悲情，为那深层意识里的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还为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魅力，不停地感动，在不停地感动中感悟他的小说所蕴含的见地和智慧，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从读《我的弟弟康雄》开始，我反复经历了这样的体验。
（一）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的第二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1月《笔汇》1卷9期，这已经是一篇相当成熟的作品了。
写《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昭示给世人的人生真相是，美丽的理想主义光圈被严酷的现实碾碎了，人性扭曲了！无可奈何之时，人们只好用扭曲的方式来抗衡扭曲的社会！
作品里，主人公康雄留下了三本日记，日记上印的格言是：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N。Boileau。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其中，第一本写了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和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部分，描述了这位少年虚无者的童真的乌托邦的世界；另外一本多记录了他“等待”的时光。康雄清醒地说，他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自己的梦里，而他却像一个虚无的先知者一样，等待，等待，最后终于吞下了“青酸加里”而离开了人世。
康雄的这三本日记清晰地向世人展示出，他本来就是个热情的有理想的青年，现实却逼使他生活在矛盾、痛苦和自卑中。一方面，他展开了幻想的翅膀，在他那乌托邦中创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又只能让他在仓库里找到那份小差事，以凑足下个学期的学费。一方面，他真诚地仰慕纯真无邪的爱情；另一方面，他却在自渎的快感中自责，甚至为和客寓的那位主妇、跟自己妈妈一样年龄的女人相恋，失去童贞后而痛苦。一方面，他追求虚无的美境；另一方面，他又逃不出传统道德的规范，要依循一定的行为准则，一旦达不到这准则，就自责、自咒，在痛苦中煎熬。看那绝命前的日记，人们可见满篇都是绝望的呼叫：“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同①，第14页。“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同①，第14—15页。“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同①。终于，康雄真的达到极致的绝望了，在这极致的绝望中他也只能用自杀来显示自己无可奈何的抗衡了。
康雄以死而抗衡的对立面，究竟是谁？
康雄的姐姐说：“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曾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淫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他自己罢。”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于是，她从表面的现象确认，“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