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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一路战斗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近三十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台湾新文学思想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
在台湾文学的属性问题上，陈映真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
第一，他确认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他明确地说：
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7页。
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同②，第91页。
为什么不同意呢？他说，什么文学才称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成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的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但是，纵观几十年来的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过。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相反，乡土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抗西化的文学，它是对抗西化的文学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同意当年王拓的看法，这就是：“台湾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是这一个时期文学的特点。”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1页。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海峡》发表了访问陈映真的记录《“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海峡》编辑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海峡》，1987年6月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05页。
第二，他确认台湾文学具有地方色彩。
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里，陈映真就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里提出的“台湾立场”，谈了两点看法：
一、“‘台湾立场’的最起初的意义，毋宁只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它在近代的、统一的中国民族运动产生之前，相应于中国自给自足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4页。
二、“在日本人占领台湾，使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殖民社会之后，‘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这也就是，被压迫者一方“台湾（人）立场”和压迫者一方“日本（人）立场”对立起来同①。。
在这里，陈映真的意思是：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五十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五十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的《大地》10期上，琳达？杰文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不同。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决不一样。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和轻重》。《大地》，1982年8月，第10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页。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化”，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一篇，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陈映真：《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82页。，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同①，第83页。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个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同①，第93—94页。
同时，他也指出，那些台湾文学的分离言论，其实就是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
陈映真这方面的思想，都是继承并发扬了前辈杨逵的有关论述。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3月29日。一文中，杨逵就曾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了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新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在1946年元月号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在《“台湾文学”问答》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6月25日。一文里，杨逵确认，台湾文学确实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表现为，一是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二是历史形成的隔阂，他形象地称之为“澎湖沟”。由此，他断然下出结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样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杨逵，这样以中国视野去考察、思考台湾文学的精神，正是由陈映真为代表的爱国文学家所传承着，而且正在开花、结果。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四、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陈映真小说的历史地位
陈映真，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周青：《在中国作协、全国台联、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于北京举行的“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3—4日）。周青认为，在台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