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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２０％左右，而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４０％左右。英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按４∶１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１％，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４％，人口如果增长２％，纯投资占８％，人口如果增长３％，纯投资占１２％。
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５％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２％或３％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
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３５D左右下降到１５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１９世纪一开始就已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
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６０％活不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代死去。
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４０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４０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６８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１５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４０D以下，它们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性交、打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１０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土地的话，就尤譬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３％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
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１９世纪有些属于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礎E，以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１７世纪或１７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饼：要使社会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