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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３９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气质可能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２５００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君主制时期或独裁时期——并说意大利在这种体制下始终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得好，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长的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好政府需要把统治者的智慧和被统治者的拥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君主、民主派或独裁者所垄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制度的牵制作用或体制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对执政者的权力予以充分的限制，就能消除统治过严的弊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都包括充分的限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无法保证选出一个好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２０世纪的制度理论有时候提出自治的要求，以此与帝国主义相对立。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不能说，国家实现自治时就一定比被别国统治时治理得好。正相反，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些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广泛的地区内实现和平，提供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时期。２０世纪诞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具有某些优点。它们不那么倾向于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是不合适的。它们比较关心农民的福利，更加迫切地想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府反对种族歧视和妨碍本地人进取心的其他限制。它们有时候能够在强调自尊的基础上唤起参与发展的热情，而在它们以前的帝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很大的缺点。它的稳定程度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不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有个别例外）比它们的前任腐败。它们往往同城市利益过多地牵连在一起，非常愿意以向农民征税为代价来增进城市的利益。它们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它们所取代的帝国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崇高的中立，它们却往往放弃这种中立，而进行自相残杀的斗争，等等。在支持自治的人中间，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人支持自治的根据是，“自治比善于治理好”。当然，不能根据下面这一点来支持自治，即自治始终会带来比别的办法更好的治理。
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