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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1989年或可出自郭为之手的一份材料说起这场赌博：“一个新产品的最佳效益期也许只有几个月……1989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
瞻前顾后的基点（6）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出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出了一个悲剧。
吕谭平对倪光南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286主机板是按照一种称为SIM的RAM芯片设计的，因为价格便宜，很受用户欢迎。但等我们投入生产时，海外市场风云突变，一种用DIP的RAM芯片设计的主板大受欢迎，使我们设计的主板销不出去……幸亏公司有倪光南这样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托底，他们重新设计、改线、做CAD，然后又生产样板到小批量测试、大批量生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DIP芯片的主机板，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小小的难关。”［8］
联想的286主机板既已开发成功，与华星合作的生产基地业已建成，又在汉诺威拿到了订单。诸因素的结合，使联想走到一个转圜之点。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似乎前途未卜，又似乎一片光明。多年之后，经历了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才洞悉了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到底对他、对联想象征着什么。
但联想史绝对不是一首美丽的诗，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发生。1989年9月，大量的主机板生产出来，有的已经销售给客户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这时，一家比利时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的主机板子装上日本OKI生产的RAM为什么不能运行？”
柳传志和吕谭平赶紧派人去检查，发现其他厂商的RAM都能通用，唯独在OKI却慢了几毫秒。他们设计的286主机板应属“公板”，插上任何RAM都应同速运行。当时联想已生产了4000块主机板，印制线路板的改动只能用软导线“飞线”，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无疑为“自杀”——外加元器件是产品不标准、不成熟之表现。这样不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柳传志他们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也将成为一个空花的泡影。
“进退维谷，联想集团怎样经受这承重打击？倪总不在香港，柳传志知道，如果还有一线生机的话，就得看倪总的了。下午3点钟，电话打到北京，倪总心中也惊起狂澜，但他未露声色，只说，让我想想，等我电话。
“‘世界上最快也是最慢的就是时间！’联想人如今尝到了这‘最慢’的滋味。
“23400秒后的深夜11时，柴湾，香港联想总部电话铃振响，大家猛然惊起。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2节
作者： 迟宇宙
“‘问题解决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一个空门’，倪总就这么平静地挽狂澜于即倒。在这个空门上，倪总在电话里稍加点拨，加了点‘绝活儿’，泰山压顶的打击便化为轻柔柳絮随风吹。”［9］
柳传志当日惊喜异常，据说还喊：“天助我联想，倪总真神人也！”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考。关于倪光南鬼斧神工的传说铺张于“柳倪之争”前的大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它们依靠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力量，扩散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柳传志刻意制造的“技术神”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交叉，最终彼此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联想的擘画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却未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先是在6月，联想变更了与海淀供销社的联营合同，更名为“北京市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柳传志总裁是法人代表，注册资金则变更为3000万元。幸运的事情接踵而至。8月9日，联想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项产品获得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两天后，13位专家来到联想调研，李勤做了汇报。
柳传志和李勤在1989年的9月27日干了一大把事，先是委托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注册了“LX”联想商标，接着报请计算所同意创办南京、长沙、成都、兰州和青岛5个分公司，还与广东科学院试验工厂联合成立了联想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与解放军测绘学院训练部合资创办了“河南联想电脑技术联营公司”，李勤出任了河南联想董事长。
那年的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后者身份颇类似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那一天还宣布了对联想集团高管的任命，柳传志出任总裁，李勤出任常务副总裁，吕谭平、张祖祥、胡靖宇干上了副总裁，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在未来岁月中，他们之间将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视同路人如仇隙，但在联想史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都会为历史所湮灭。
周光召说柳传志他们“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带头走出一条道路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一条钢铁大船”，说联想是现代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
瞻前顾后的基点（7）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柳传志多年擘画终获成功，他现在拥有了联想，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散布在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多年后，当那些人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时，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为了道路的选择到底付出了什么。
也有一些琐碎的音符，颤发着尖锐的噪音。它们并不影响联想在1989年开创的大局，而是成为一个零星点缀，使人们更能理解1989年的中关村往事。业务部的金刚有一次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谨防被盗”，说是：
“近几个月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伙盗窃集团，罪犯们流窜于各家公司，乘人不备，偷窃作案。我们公司新门市自10月初以来，已5次被盗，先后丢失20MB硬盘二个，40MB硬盘一个、三型汉卡一套，VGA卡一块，虽然这个盗窃集团已被侦破，但我们只追回了一个20MB硬盘和一套汉卡，还有三件未找到，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10］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他此前面对各种媒体，零星地说出了“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有时候还会提到“瞎子背瘸子”，说起联想的“天条”，但从未如此系统地进行总结。
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走马观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已无须赘述，至于联想的“天条”，不过是延续公司初创时的某些约定，确立为：不许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牟取私利等等。
柳传志所得意的海外战略三步曲，夸张而乖戾地说，是一种“体制创新”。
“瞎子背瘸子”则是其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能够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通畅，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力昂贵……我们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去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