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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视和虐待。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尤塔兰却说成是偷懒装病,是受了谢芙达
的唆使,以致他未治身死。痛定思痛,谢芙达开始意识到丈夫实际上是被尤
塔兰害死。于是,她勇敢地揭露了他曾杀害一个偷摘玉米的小孩的罪行。尤
塔兰为了几穗玉米杀人,把儿子、媳妇视若寇仇,无非是聚敛家财。小说通
过塑造尤塔兰这样一个财迷心窍、泯灭人性的典型、揭露了农村私有制的罪
恶。作者对谢芙达的形象刻画很有心理深度。她是一个旧时代农家妇女的典
型。她要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只能在家庭矛盾的范围内抗争。于
是,她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公然揭发公公的罪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实可信。
克鲁姆·维尔科夫(1902—1960)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名
作为长篇小说《鲍罗沃村》(1933)。它描写了山区鲍罗沃村1923年9月的
起义。山村中有个锯木厂,厂里的农民雇工长期遭受区长兼厂主纳科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工人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之下,革命者马林带领这些农民
工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作品揭示了山村复杂的阶级矛盾,描写了起义由爆
发到被镇压的全过程。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充满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
一天》(1934)、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1936)、佩特坎诺
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1930—1937)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
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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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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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
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
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
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
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
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
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
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
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
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
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
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
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
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
“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1956年后,开展过
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
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
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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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
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
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 《空气窒闷》(1945)、
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1946)、安德列耶夫写了《游
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
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
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1953)、佩伊切夫的《进攻
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1946)、拉林的《士兵日
记》 (1953)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
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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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 (1927—)的 《旗帜飘扬》(1951)描绘了工地热火朝
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1922—)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
出了诗集《罗多彼颂》(1954)。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
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
人是潘留·潘涅夫 (1930—1959)。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
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1956)感情浓烈、
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
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
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1956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
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
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
(1928—)。他的 《早春》(1957)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
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
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
(1919—?)的长诗 《不平静的思绪》(1962),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
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
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
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
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
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1967)倾诉
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1956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
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
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
挚爱之情:
革命啊,
你在我的脉管中,
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
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
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
赏。
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
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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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
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
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
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
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
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
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
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
(《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
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
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