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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必须打破清规戒律
问题就摆在那里,情况就是如此,形势显而易见,现实有目共睹,事实无可辩驳,证据确凿无疑。剩下的问题只是愿意不愿意正视、敢于不敢于承认而已。即使无视之,否认之,它们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的存在、表现、发展以至结果,其客观性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这些才是硬现实,因此,正视并寻求破解之道才是硬道理。此非无妄之灾,审之必然其来有自。亦非一朝一夕,察之确实日积月累。社会濒于全面危机爆发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对迄今形成的改革模式与改革思路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提出了对既定的改革方式与治国策略进行清理的历史任务。何况经过30年来的历史考验,既定改革路线的若干缺陷已经暴露无遗。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应当挑明问题症结所在,促成人们冲破思想禁区,摈弃政治教条,摆脱习惯禁锢,重新审查与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针、政治禁忌与思想顾虑的时候了。
(一)“稳定压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论,不可继续老调重弹。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赋予稳定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诚然,稳定具有某些益处,但其价值决不应该被置于正义、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稳定之上,尚有它们存在。如果这些价值也被所谓稳定所压倒,那稳定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害甚巨。
应当指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公众福祉,或者对于公共利益来说,社会稳定充其量只属于条件或前提,决非目的或方针。把稳定视为目的本身,或者视为最高目的,竟至于具有压倒性的价值,这不是对稳定价值的肯定,而是对稳定意义的误解,对稳定本质的曲解,对稳定作用的狡辩。稳定不过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既不应当被强求为目的,也不应当被固定为方针,否则,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对革命党人的镇压行径,或者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活动与战争行为,就获得了正当的道义理由。显而易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辩词,其着眼点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不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其动机是从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不是从被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一句话,此论决非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故曰:习非成是害无穷,正本清源祸始休。请君莫奏前朝曲,劝君勿蹈旧时辙。
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政治变革来说,稳定不仅不属于充分条件,甚至不属于必要条件。因此,稳定既不应当被误判为条件,也不应当被轻信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近30年来的稳定,何以既未能为政治状况带来真正有益的实质性变革,也未能为社会经济状况带来属于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与危机特别是与生存危机伴随的不稳定,及其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倒是促成变革与进步的宝贵的催化剂。这种情况决不是某种例外,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始终。这正好印证了鲁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二)“改革必须坚持新的‘凡是’方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对其先驱国民党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30年前,也是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邓小平及其政治伙伴推动的改革,通过对其前任毛泽东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可见,历史变革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那么现在,同样值此社会危机濒于爆发之际,在形势的严峻挑战面前,政治选择难道还会有超出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表现范围的其它出路吗?
值得庆幸的是,对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经被推倒,也应当被推倒。历史证明这是有益的。然而,对邓的“凡是”,近30年来至今未被推倒,并且被继续坚信无此必要性。这样做,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于作茧自缚,作法自毙,究竟有何不同或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邓小平本人的看法,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应当为三七开,对自己功过评价充其量为对半开。如果不怀疑这一论断是由衷的、真诚的,并且是有根据的、中肯的,那就必须承认,从政治逻辑上说,既然拒绝对毛搞“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对邓持相同立场或态度也同样是正确的和正当的,甚至更加正确和正当。决不能推倒了对一个人的“凡是”,却树立起对另一个人的“凡是”,无论这个人功劳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况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也决不能抛弃了旧的“凡是”,却代之以新的“凡是”,无论这两者之间多么悬殊,多么迥异,何况真实表现远非如此。任何一个以革命者自命或者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许的人,只要他名副其实并且开诚布公,就应当本着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精神与勇气,承认这个结论,不惧怕真理,更不惧怕逻辑。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事关公共利益或公众利益问题上,在事关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计问题上,总之在公共事务问题上,没有、也不应当有不可触犯的天条,没有、也不应当有不可违背的戒律。一切以人民、以公众利益为旨归、为鹄的、为方向,为指针、为准则、为律令。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被视为救世主,或者被奉为神明;任何人的话都不能成为金口玉言,或者被奉为圣旨。一句话,任何人都无需被定于一尊,任何话都无须被奉为圭臬。思想不容禁锢,政治不是禁脔,改革没有禁忌。个人意见不属禁令,公共领域无须禁区,人民选择不要禁地。世界上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除了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决不能系于某个人的只言片语。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自由选择,决不可受制于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历史的主角,才是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才是在公共事务问题上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决策人。而任何个人,与人民相比,都微不足道,都不足挂齿,都无足轻重,总之都不可同日而语。人人皆知,改革与国家兴衰存亡攸关,为国计民生所系。既然如此,作为社会的伟大变革,作为国家出路的英勇探索,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正大谋求,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不应当听命于任何个人意见,无论他多么了不起,也不应当取决于任何党派意志,无论它多么了不得。
语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曰:过则勿惮改。无救之过,在于过而不改,在于不知悔过。不文过饰非,知过必改,勇于改过自新,悔过自新,则过失或可补,过错犹能救。将功补过,其过可恕。过上加过,百身难赎。语曰:知耻近乎勇。最高之勇,非胜人之勇,乃自胜之勇。最可佩的勇气并非勇于挑战外物,而是勇于挑战自我。最可敬的胜利并非战胜外物,而是战胜自己。胜人者智,胜己者明。制人者力,制己者仁。克人者勇,克己者公。
语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又曰: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当轴处中,应当断然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与桎梏,毅然克服思想与精神的软骨病与侏儒症,发扬蹈厉,翻然改图,弃旧图新,革故鼎新,做到操刀必割,快刀斩乱麻,再也不能总是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或者一味拈轻怕重,避难就易,或者只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或者继续抱残守缺,蹈常袭故,甚至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否则,江心补漏,悔之无及,那就再也不能挽救改革的命运了。
(三)“只要握紧枪杆子就丧失不了执政地位”。
奇谈怪论,岂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体统!该论点暴露的立场很成问题,无疑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必须给予义正词严的批驳。
不要忘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代共产党人是以追求真理、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而确立其革命信念的,他们正是以造福人民的名义,赋予其推翻不公正的旧世界与旧秩序的暴力行动以道义合法性。他们坚持要为真理而斗争,为使人民获得主人的国家地位而献身。正是这种崇高信念与光辉理想,吸引了人民,赢得了民心,并由此夺取了政权,获得了胜利。
现在,对于被革命事业授予政治继承权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违反了当初其革命先辈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与追求,转而力图维护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那就是对先辈的背叛,就是蜕化变质,从而在政治性质上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如此政治堕落,有何面目见革命先烈与革命先驱于地下?面对革命先辈的崇高信念与无私品德,必将陷于无地自容。那种在意识形态上极力颂扬与热情礼赞昔日的革命精神传统,但在现实表现中却无情地以铁腕手段对付与压制群众正当反抗活动的两面派做法,不仅在行为逻辑上陷于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