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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
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彭德怀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从政治上说，彭德怀有个人野心，想夺权。
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