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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对藏人在那场“爱国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还在当时的主战场江孜修建了纪念馆。然而从上面这封信中，哪里看得出英雄主义的踪影？1904年8月2日，带着大炮机枪，踏着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二十八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一小伙随从逃离了拉萨，流亡蒙古。面对着高耸于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
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驻藏大臣有泰以牛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英军。英军未进拉萨以前，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慰问，说他曾向达赖喇嘛力争，不应该对英国人“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无礼“深引为羞辱” 。他和荣赫鹏一见面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互相倾诉对藏人的厌恶。荣赫鹏表示极能谅解有泰在西藏的困难，因为他自己刚刚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抱不安”。荣赫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 。中国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后，荣赫鹏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应选用有泰一流人物” 。后来中国人把有泰定为“卖国”理由是足够的。他作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代表，面对荣赫鹏迫使西藏人签署丧权赔款的条约，不但“无一语匡救”，还又哄又压地督促西藏人屈服 。正如随后去查办他的钦差大臣张荫棠所斥──“诚不知是何肺肠”。我想，除了颟顸怯懦和昏聩，在有泰的“肺肠”深处，可能还始终在转动着一个中国人的小心眼──尽管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对象，他仍然以为可以像线装书记载的老祖宗们那样，玩弄“以夷制夷”的古老把戏罢。
3、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不过，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最后解决，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以夷制夷”的结果。只不过那次“以夷制夷”并非出自中国人的权谋，而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寇松和荣赫鹏尽管不乏英雄主义和对帝国的效忠，但是以其地处一隅的局限性，这着西藏棋就一步而言走得虽然精彩，在二十世纪西方强权政治的大棋盘上，却并不一定有利于大英帝国的整体战略。当时在亚洲参与大争夺游戏的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和俄国。英—俄关系是问题的焦点。殖民南亚的英国与控制了远东、蒙古并已扩展到中国新疆的俄国之间，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们直接遭遇的缓冲地带。从避免龙虎斗的角度，两个大国愿意保持这种隔离。何况“天助西藏”，在那片广阔的高原上，实现控制和建立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成本，对两大帝国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对英国来说，莫不如承认当时软弱而几乎摇摇欲坠的中国对西藏具有宗主权，而和俄国达成双方都不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西藏的谅解。对于这一点，当时被派去西藏进行对外交涉的温宗尧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盖西藏者无独立资格，我不能保之，则属于英，而有害于俄之中亚细亚；属于俄，而有害于英之印度。两国必出死力以相争，而大局决裂，此两国所不愿也。
温宗尧因此反对朝内防备英国或防备俄国孰先孰后的争论，认为当时形势是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经营的：
臣窃谓自我言之，则英、俄皆当防闭。自英、俄言之，则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国当趁此各有忌惮之时，急整理西藏内政，恢复主权……假使中国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权力，则英、俄方且赞助不遑
中国迅速地行动起来。英军对拉萨的占领和其后西藏人在刺刀逼迫下签署的拉萨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也由此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历来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种东方式的关系维系西藏，则西藏无需日久就将彻底丧失。正如张荫棠所说：“及今不极力整顿，十年后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内外蒙古也从此多事矣” ，要防止这种丧失百万里国土的下场，就必须尽快在西藏建立起明确的、符合现代国际（西方）标准的主权。中国在和西方遭遇以来，处处挨打，接连惨败，早已失去了与西方直接对抗的勇气和信心。在其接受与实践西方的主权标准过程中，从来也只尝到耻辱的苦果。而这回在西藏，不用冒与西方直接对抗的风险，却可以有一次大刀阔斧伸张主权的实践，哪怕仅从释放中国统治集团和精英集团内心挫折感的角度，也有了足够的动力。所以，尽管那时的晚清王朝已经衰落到接近崩溃的边缘，却以回光返照的猛力，对西藏进行了中藏关系史上程度空前的一次主权实施，其锐意让西方世界也刮目相看。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这一次被委以整顿藏务的官员，大都有过在西方的经历。主持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条约的唐绍仪曾留学美国；赴藏钦差大臣张荫棠曾做过清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和驻西班牙的代办；新任驻藏大臣联豫曾出使欧洲；副大臣温宗尧也曾在香港上过学。一方面有上述英国和俄国的互相牵制，给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获得国际承认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唐绍仪、张荫棠等中国代表在外交谈判中力争，1906年在印度签定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改变了荣赫鹏1904年占领拉萨期间与藏人签定的条约。荣赫鹏的条约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在新条约里，英国重新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最高权力，并要求中国保证不许其他外国进入西藏 （这是英国承认中国宗主权的主要出发点）。一年以后，英国与俄国签定条约，要求彼此都不插手西藏事务，双方在条约中共同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以至荣赫鹏痛心地感叹：“吾人三年前取得之权利，今悉为俄方牺牲也。”当时的情况有点像两个势均力敌的强盗，都不愿意让一件财宝落入对方手中，为了避免彼此拔刀相见，两败俱伤，宁愿承认财宝属于一个弱小的第三者。不过不管当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条约是西方对中国拥有西藏的正式认可，为后来中国全面统治西藏提供了国际公法方面的依据，其延续的影响至今仍然束缚着西方各国的官方政策，而不论他们在内心对西藏独立运动多么同情。中国坚决地改变了与西藏之间那种东方式的模糊关系。有泰之流以管不了藏人为理由，推脱自己对西藏所负的责任，虽然说的是实话，却实在是缺少主权意识，才能做如此可笑的推脱。主权就是要为所属领土和臣民发生的一切负责。只有管得了才叫主权，管不了从何而谈权。所以中国政府首先承担了荣赫鹏在拉萨条约中强迫西藏人所付的赔款。那笔赔款的名义是赔偿英军入侵西藏所花的军费，虽然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也没有中国方面在那个条约上签字，财政拮据的中国政府还是迫切地将那笔巨额赔款揽到自己帐上，并且要求一次付清。当时荣赫鹏要求西藏的赔款额为藏人决不可能担负的750万印度卢比，随后提出可分75年付清，每年10万卢比，在全部赔款付清以前，英国有权在西藏境内的春丕保持驻军，作为保证西藏交付赔款的抵押。后来，那笔赔款虽然被英国政府减到250万卢比，按照条约上的赔款进度，春丕仍需被英军占领25年。中国政府要求一次付清全部赔款，目的就在让英军立刻撤出西藏，免得其在天长日久的占领过程中实现对西藏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这正是荣赫鹏的目的之一）。经过中国代表反复交涉，极力坚持，最终达成了分三年付清赔款的协议。而且在交付赔款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想尽各种方法避免英国与西藏直接接触，以体现自己的主权。阅读对当年那些细节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那时已经按照西方的概念和规则，开始玩起外交场合的主权游戏，以至连讲究细节的西方人都感觉过于烦琐。同时，中国政府撤职查办了驻藏大臣有泰，对其手下多名官员及西藏本地官员也进行了严厉处罚，整个西藏为之震动。西方的大炮震醒了中国的统治者，使他们认识到“中央之国”以“藩属”方式治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列强环绕的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的基础建立在明确的边界划分上，边疆的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