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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神界轮回（上）十数万信奉“共产”宗教的汉人──占当时西藏人口的十分之一──突然闯进千年封闭的雪域佛国，他们集中于西藏社会的中心和上层，又广泛地散布到西藏社会的基层，并且以扎根的姿态和苦行僧式的狂热，在西藏传播和推行他们的新宗教。那是一种与西藏传统宗教截然相反的宗教，鼓吹阶级斗争、不信天命、人人平等和着眼现世的实用主义，必然与信奉慈悲、追求来世、等级森严和认命的西藏本土宗教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宗教本身具有排斥异教的冲动，加上西藏宗教和共产宗教当时分属于两个专制性极强的社会集团，宗教矛盾与双方的政治斗争、利益冲突搀杂在一起，所以二者最终必定要见个你死我活。不管中共在开始阶段怎么想，逻辑的发展终将导致两种宗教发生决战。西藏“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宗教之战的成分。中共要在西藏确立统治地位，就一定要以自己的宗教消灭西藏宗教。事实上，共产宗教一度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并非完全靠暴力──像现在流亡藏人控诉的那样。完全靠暴力只能被视为俗世政权对宗教的扼杀，不能称作宗教之战。中共的成功在于，它的新宗教一度确实在很多藏人心中取代了西藏宗教，被他们真心信仰和奉行。现在藏人大多回避这个事实。的确令人迷惑，难道西藏古老深厚的宗教，在这片全民千年一致地修行不已的佛土上，竟会被自己的子民抛弃并肆虐吗？那么多人转瞬之间发生如此根本的背叛，欢欣鼓舞地集体投入到一个外来邪教的怀抱中，无论怎样解释，也无法掩盖西藏宗教的失败。一部分藏人不堪回首，甚至拒绝承认有过那样的历史，心情可以理解。我却认为有必要对那一段历史进行认真探讨。不是有意要揭“疮疤”，共产宗教的成功除了因为其与西藏宗教有某种精神上以至体系上的相似，也由于西藏传统宗教自身存在着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一段历史不仅不是西藏人民的耻辱，而且表现了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正视那一段历史，对理解西藏的过去和放眼西藏的未来都是有益的。
1、恐惧──西藏的宗教意识对西藏宗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一是僧侣的宗教，一是百姓的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也没有资格谈论。不过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仅属于后一角度。百姓的宗教远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西藏的自然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恐惧是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西藏高原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人心之寂寞，前面已经写了一些，但是远未写到真实程度。我去那里是短期且是有退路的，但是那片天地也使我这个无神论者不禁常常生出宗教意识。那宗教意识并非来自慈悲、和平、参悟等因素，而是现场中最直接和最鲜活的感受──恐惧。恐惧什么？可以数出很多，不过那些有形的恐惧并非真正能产生宗教意识，最大的恐惧在于无形，不可言明。1984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刚下水时的气壮如牛没几天就消失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恐惧怎样日复一日地渗入身心，最终充满每一个细胞的过程。我那时的日记有一段描写每天天快黑时的心态：
每天都盼望见到牧民帐房，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漂到很晚才认定没希望，自己上岸宿营。当西天红霞就要消失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心慌，匆忙地卸船、支帐篷，动作带着神经质，恨不得帐篷一下就立起来。然而那么多个楔子，只能一个个敲打，在黑暗势力逐渐伸张的草原上，在无尽的湖泊和水道之间，敲打的声音如同慌乱的心跳。我远远够不上一个自然之子啊！我常常自问：怕的是什么呢？眼前没有任何实在的、可见的危险，没有任何敌人，可是这恐惧却那么清楚。单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血点，他是被“巨大”压倒的，是被“未知”而恐吓着啊！
我与藏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并非能用我自己的感受断定藏人的宗教意识。然而有了脱离文明社会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环境的经历，至少有助于理解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为何变成如此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我相信恐惧必是其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大自然在西藏高原上显露出的威力，比在低地平原大得多，而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可能产生足够规模的人类社会，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不难想象，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当一家老小蜷缩在弱小的帐篷里倾听外面风暴雷霆之声时，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牛羊死于雪灾尸横遍野，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 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这就造成西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支那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西藏宗教对恐怖与惩罚的想象力极为发达。西藏寺庙的墙壁上几乎都画有大量地狱的图画，细致地描绘各种刑罚。地狱分成很多层，每层设有不同的刑罚，惩罚不同的罪恶。刑罚包括火烧、水煮、油炸、碾压、刀砍及断肢，在烧红的铁上行走或拉出舌头用钉子刺穿，被丑陋庞大的怪兽奸污，还有把骨头从人体内抽出，把人及其内脏像破布一样挂在地狱之树上，或是当成踩在小鬼儿脚下的地毯。这种不厌其烦地描绘恐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劝戒（也可以说是恫吓）人们遵从其教义和行善避恶。但是在心理层次上，让人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搀杂着一种对恐惧近乎把玩的癖好。这种以恐惧为基础的构造也反映在西藏的世俗生活中，尽管西藏作为佛国慈悲盛行，但形成反差的是，对犯罪的惩罚常常极为残暴，酷刑有时会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藏王（赞普）墀松德赞在公元九世纪正式奉佛教为国教时，制定的“教法”这样规定：
谁用手指指僧侣，手指要被剁掉；谁要恶意地中伤赞普的佛教政策和僧侣，其嘴唇就要被割掉；谁要斜视僧侣，眼睛就要被挖去；谁要对僧侣行窃，那就要按照被窃物价值的八十倍赔偿
这与大部分人所能理解的宗教精神显然相距甚远，或者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西藏社会等级森严、存在大量繁复的仪式和严苛的规矩，仪式使用的器皿也常常使西藏之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如用人的头盖骨做的杯，用少女腿骨做的号，用女人乳头、月经污染物等制作的法物。还有粉碎人的尸体让禽兽分食的天葬风俗。许多东西都与死亡、人的器官、肢解等令人恐怖的事物有关联。1996年春季中共新华社报道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的一份五十年代的《西藏地方政府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信件用藏文写道：
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事，需当时抛食，急需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望即送来。
中共对此的解释一概归为阶级压迫，从而把旧西藏形容为“野蛮黑暗”。直到今天，还在西藏一些地方（如江孜）把旧西藏官府门前挂的皮鞭、镣铐等刑具作为展览。中共政权用刑并不少，但是从来都会把刑具藏得严严实实，因此它会推断藏政府把刑具毫不掩饰地挂在外面，更会残暴得无以复加。其实对藏政府而言，那些刑具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远远超过其真正使用的价值。从文化意义上理解这些现象，生存的恐惧使西藏人在他们积雪覆盖的群山、飓风横扫的平原、奔腾的河流和宽阔的山谷之间，到处都看到狰狞而易怒的神灵鬼怪。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