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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本Ｈ绻肟本┑墓┭鞑叵钟械纳缁崽逑担ㄖ辽偈浅鞘校┝柑於寄盐窒氯ァ Ｋ孀盼榷ㄎ鞑氐某杀救找娓甙海�1993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 ），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63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回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于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装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我对一位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具体交换条件有：⒈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期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⒉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⒊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⒋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⒌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500元；⒍ 每年给缺氧补助1500元；⒎ 家里装公费电话。陕西是对口援藏各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他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倍甚至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 ，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还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肯定越来越高。
第十三章 西藏的肿瘤今天，西藏社会正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发生强烈的分化。不管那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其对西藏的“嵌入”造成了西藏社会日益严重的二元化状态。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一元使西藏城市社会（包括临近城市或交通干线的农区）与当代世界的主流文明日趋融汇，而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藏高原广阔地区，传统的另一元却保持古老本色。大部分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二元状态，但是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与众不同，它不像其他二元社会那样由现代的一元充当领导，传统一元将逐步被现代一元改变并融合。在西藏，现代一元与传统一元是实际上的两个社会，各不相干。随着现代一元的发展，二者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从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西藏的现代一元相对于传统一元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既然现代化是由西藏自身以外的力量创造并“嵌入”西藏的，那现代一元就只能是西藏高原上的“孤岛”，传统一元才始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西藏高原不可改变的海拔高度，决定了藏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明核心不可改变，那么不仅从中国输入西藏的现代化不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从美国、欧洲、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输入的现代化也一样不可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哪怕是海外流亡藏人有一天带着他们学到的现代化返回西藏，也会发现同样不能改变西藏的传统社会。西藏高原的高在这颗星球上独一无二，因此藏文明将长期地成为人类全球化文明的例外。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
1、圣城沦落
拉萨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世世代代，无数藏人的最高心愿就是一生中能到拉萨朝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中共经常列举其刚进藏时拉萨乞丐之多做为旧西藏“黑暗”的证明，其实那些乞丐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前往拉萨的朝圣者，因为花光了盘缠或供奉了全部钱财而无法返回老家，才沦为乞丐的。他们对此心甘情愿。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中共进藏前，拉萨城区只有3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