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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洽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那历史记在心上。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 ，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获奖以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 欧洲议会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49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3、传媒制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罢了。而且他认为西方人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洗了脑，也只是洗得相反而已。我在西藏遇见过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即使藏族导游的外语和业务能力差，也比汉族导游受欢迎得多。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动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用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裂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需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九世班禅在1923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1990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1989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竟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