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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海军经过十多年的创建，至此已经有声有色，拥有了包括军舰、船厂、学校以及海军人才在内的全套海军规制。这一时期差不多也是中国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改良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大清国“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的传统海防方针彻底破产，洋务派开始“师”英法等国军舰大炮的“长技”，阿思本舰队事件正发生在此时（1863年）。中日近代海军创立伊始，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德川幕府改革军制、创建近代海军的同时，萨摩、长州、土佐、佐贺、水户、广岛等藩也实施了类似的改革，主要是购买军舰、大炮和其他西洋兵器，以及派人去英法留学。位于九州岛西北的佐贺藩开此风气之先，从1835年起就热衷于学习西洋技术，制造枪炮，购买军舰，很快就建立起一支仅次于幕府的海军。
在民风剽悍骁勇、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和海外贸易传统的萨摩藩，在藩主岛津齐彬的操办下，更是热衷于研究西洋军事学，向英法派遣留学生，从国外购置了“春日”、“乾行”等多艘军舰。岛津齐彬以崇尚西洋技术而著称于世，早在1847年就组织学者翻译了日本最早的西洋蒸汽机技术书《水蒸船说略》。他还在鹿儿岛建设了日本最初的反射炉、炼铁炉、军工厂、蒸汽机械制造所。受此种风气的影响，萨摩藩可谓人才济济，在被称为“精忠组”的萨摩革新派中，就有后来日本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一藏（大久保利通）等人。
另一个积极改革的雄藩是长州藩（今本州岛西南山口县一带），虽然这里主张排外主义的“攘夷论”横行，洋学风气不盛，但是却出现了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后来在明治时期如雷贯耳的名字。面对西方各国入侵日本的危机，这些人主张先攘夷，后开国，在下关海峡炮击英法荷美四国军舰，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攘夷不力的幕府，甚至为此在京都刺杀幕臣、发动政变，以致与幕府关系极度恶化，导致了1860年长州维新志士被新撰组刺杀的池田屋事变和长州藩兵攻打皇宫的禁门之变。幕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两次征讨长州的战争。
此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意识到德川幕府政权大势已去，开始在幕后支持长州、萨摩、土佐、佐贺等西南雄藩，反对幕府，恢复天皇统治，实行从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从中加强英国对日本的影响。
第一编 海权博弈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4）
与英国相反，法国驻日公使罗修斯则坚决支持幕府，帮助幕府实行军事和经济改革，以在日本建立统一政权。幕府的亲法派官员也乐于接受法国的支持。1865年，幕府利用法国贷款100万美元，在法国技师威尔尼指导下，模仿法国土伦港的造船所，在横须贺设立了制铁所，1867年竣工开业。这里名为制铁所，实为造船所，明治时期日本海军的国产主力军舰都是在这里建造的，并在20世纪初与横须贺炮厂合并，成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造船基地——横须贺海军工厂。
就在横须贺制铁所成立的同年，由李鸿章、曾国藩倡议兴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创立于上海，两年后开始以造船为主。这个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工业水平是一样的，无论横须贺制铁所还是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没有西式土木工程技术和建筑，连盖厂房的砖头、玻璃、水泥都要从外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起点都是一穷二白。
除了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新式工厂外，幕府还向法国贷款6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大量兵器。陆海军人员培训也由法国教官一手包办。从1866年开始，幕府将筑地的军舰操练所改为讲习所，并派海军士官在“富士山”号军舰上接受法国教官培训。顺便说一句，同是在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此乃中国近代海军造船和教育之发端。
如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西方强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荷兰国力已经下降；法国在远东立足未稳；德国尚未统一；俄国在克里米亚败于英法；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倾向于不对外扩张领土、摆脱海外殖民地的“小英国主义”。美国则有内战以及战后重建的问题，所以西方列强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期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时的中国就其外部环境来说并不十分险恶，也有与日本一样同肩并进、一同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种种内在缺陷和阴差阳错（天朝观念和“法祖宗之法”的传统对吸取外来思想文化的束缚；太平天国、捻军、回教之乱对国力的削弱；绝大多数满汉官员的颟顸保守；甚至当年道光皇帝择储的失误），一拖再拖，最后于这种机会失之交臂。而日本的维新派及时地抓住时机，选择了决定性的出路——倒幕。于是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历史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了。
第一编 海权博弈一条道路：回到历史的宿命（1）
。c。１。 侵台及海防大讨论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必须非常重视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即迅速开始组建了新型的海军。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当时并不强大的海陆军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湾。
清政府一开始一无所知。直至日军5月7日在台湾登陆后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即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与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地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
其实早在日本侵台之前，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开始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著名将领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林则徐则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他的挚友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之后1867年，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1874年3月，后起的日本侵略者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1875年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建中国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的治台政策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防台以靖海疆变为保台以御外侮；从抑制台地的发展到全面开发和经营台湾。当时，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筹划台湾“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吓”。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亦意识到，“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从此，朝廷上下对台湾在中国海权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