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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已有居民。倭国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谈判结束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幅减少。伊藤笑着摇头说：不能再减。遂散。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1）
李鸿章博弈日本，由于视野和认识上的差距，总是误国又误己。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当时他正在苏抚任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由于在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开始倡导洋务，对外国的事情较为留心，于是注意到日本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1863年5月4日，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倡言中国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不仅平内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他提出论据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不久后，李鸿章又致书曾国藩，谈及中国外交之软弱，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
李鸿章把日本标榜为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么，在其对日本君臣自强精神的推崇中，还应该包含有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李鸿章提出了日本的向背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问题，“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是与我合而制西；“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是合西人而谋我。关键在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无意中也道出了中国应实行“联日”政策的主张。
然而，李鸿章的日本知识均属耳食，并不准确。师法西方的日本，不仅不敢与列强争雄，相反，却是对西方列强表现了屈服和顺从。它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时当幕末，日本国内已兴起了一股以“征韩”、“征台”为先导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思潮。明治维新后，这种思潮进一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其初，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消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柳原前光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刚调补直隶总督，取代曾国藩而成为最受朝廷倚重的大吏。柳原面谒李鸿章，装出极为恭谨的样子向李鸿章进言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唯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李鸿章早有“联日”之念，主张“开关纳客”，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接着又上奏清廷，建议“俯允立约”。他提出理由说：“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其实这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参与侵华，绝不是其“安心向化”，而是其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无此外征的实力。李鸿章还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只有建交通使，才好“设法联络牵制之”。他还设想，立约后派公使领事前往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密，耦俱无猜，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可以看出，李鸿章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放在中西关系的大局中来考虑的。概言之，李鸿章认为“联日”有三大好处，一可防止日本侵略中国，二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三可组织东方联合战线。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与对日本关系的处理。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谈判中，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是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另外，李鸿章知道“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该约第二条也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参考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草拟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一条文，把“联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了其“联日”的理想，所以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条约系由两国全权代表议订，一经签字便不容再作修改，如不同意可不予批准，这是外交常识。日本要求改约，说明它根本没有把与中国签订条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看待，毫无信义可言。一再以该条规自矜的李鸿章非常气愤，在复照中予以痛斥。日本的不讲信用，使近代中日关系从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
1871年12月，有琉球国船只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船民有50余人遭当地高山族居民误杀。清政府对逃出的12人进行了保护，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琉球国王对此并无异议。日本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却乘机准备以日本人被杀为名侵略台湾。1873年2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所负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2）
李鸿章初次听到日本侵台的消息后，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的冒险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不相信这是事实。直到5月17日，日本已在台湾登陆肆虐，李鸿章还给总署写信，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李鸿章的不解，与他对日本的一贯看法有关。早在1871年11月，李鸿章与福建巡抚王凯泰就曾讨论过澎湖的安危，且议及来自日本的威胁问题。他认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但是，李鸿章的推理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联日”的思想开始动摇。
日本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在致总署函中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鸿章断定这是一个“和局”，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客观上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主观上说，中国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抱定妥协的宗旨。事实正是如此。日军在台湾遭到高山族居民的强烈反抗，加之疫病流行，不久便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李鸿章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兵力远超过日军，却指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在大久保利通为摆脱困境使华以前，李鸿章就建议总署：“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以后总理衙门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借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