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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及其它条件，遂使得在意大利产生一个有力且有钱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充满了主动、权力、野心的精神。封建阶级制度日渐地不重要了。从十二世纪起，贵族与自治市镇的公民共住在城墙之内。社交活动开始不重视阶级的区别，出身与门阀不及财富那么重要了。
在另外一方面，民众之间的传统社会阶级制度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许多被剥削和受政治迫害的广大城市民众。如同贝克哈特所指出的，早在一二三一年，腓特烈大帝二世的政治措施的目的便是：“完全破坏封建邦国，使人民没有意志，和没有反抗的方法，然而对政治财源却是有利的。”（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p．5）
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日渐破坏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的个人的出现，贝克哈特说：“在意大利，这个由信心、幻觉、及幼稚的先入之见所编成的面纱，首先化为乌有；客观的对待和考虑到邻国，及世界一切事物。这时才成为可能的。同时，在主观方面，也得到了同样的重视；人成为有灵性的‘个人’，同时也自认是这样的。同样地，希腊人也曾一度自认与野蛮人不同，当其他的亚洲人只知道他们是一个种族的一份子时阿拉伯人也曾自认是‘个人’。”（见同书第一二九页）贝克哈特对此种新个人精神的描述，说明了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个人之脱离原始关系（束缚）。人发现他自己与他人是“分开而独立的人”；他发现在两个方面，大自然与他是截然分开的：大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征服的对象，同时就其美丽而言，大自然是享受的对象。人类由于发现了新的大陆，和由于在精神上培养了一种四海为家的精神，人类发现了这个世界。所谓四海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说的：“吾乡即是全世界。”
文艺复兴是一个富裕而有权力的上阶层的文化。没有分享到统治阶级的财富与权力的广大群众，丧失了他们以前身份的安全感，于是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或许会受到奉承，或许会受到威胁——但是总会受到当权者的操纵与利用。一种新的专制政治便和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与虐政，个人主义与暴动，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文艺复兴不是小书商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而是富有贵族与自治市镇公民的文化，他们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财富，给予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和一种个人存在的意识。但是，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安全感与相与感，而这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所给予的。他们更自由，但也更孤独了。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压挤出最后的一点愉快；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残忍地使用每种手段，从身体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操纵，来统治群众，和对付自己阶级中的竞争者。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因这种为维持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存亡斗争，而受到伤害，与同志——或至少与同一阶级的人——的团结，已由一种冷嘲式的超然态度所取代；其他的人被视为被利用和操纵的“目标”，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无情地摧残他们，个人被一种热烈的自我中心，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不知足的贪心所吞并。因此，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坏。他自己也成为被利用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大师，是否如同他们被形容的那样快乐和安全。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J。Huizinga，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Wege der Kullurgeschichte，p．159）我们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及力量，同时又在他们的哲学中，显示出不安全感与失望。
这种由于个人在充满敌意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就说明了文艺复兴时代中个人的特点，即是对名誉的渴求——而中世纪社会结构里的人，至少不会如此强烈地渴求名誉。如果生命的意义成为可疑的，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么，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的怀疑的方法。名誉的功能是一样的。它可以把个人的生活，从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坏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能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个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么，他的生命便可籍着别人的判断对他生命的反应，而获得意义，和重要性。很明显的是，只有那些有实际办法，可以沽名钓誉的某一社会团体中的人，才能靠这种办法，来解决不安全感。但是，对那些在同一文化中的无权力的广大群众而言，和对那些“宗教改革”时期的中坚份子——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便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安全感。
我们先讨论“文艺复兴”的原因，是因为这段期间是现代主义的开始，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家所写的作品，帮助说明了对本书所分析之主要过程，甚为重要的若干因素——这个过程就是，人由“个人存在前期”的状态，演变到完全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事实上，虽然“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念，对欧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影响，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其构造与其精神，并不存在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是产生于中欧及西欧的经济与社会情况中，和产生于路德与加尔文的理论中。
这两种文化的主要不同点是：“文艺复兴”时期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相当高度发展；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是由一小群富裕而有权的人来统治，并且为哲学家与艺术家形成社会的基础，这些哲学家与艺术家表达出此一文化的精神。在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属于城市中、下阶级和农夫的宗教，德国也有富商，例如福格家族（译注。住在奥格斯堡的一个家族）在福格二世（Jacob
Fugger Ⅱ）时，其财富凌驾一个国家的财富，但是，他们既不是那些新宗教理论所要诉诸的对象，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据的主要基础。如同韦伯（Max
Wb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城市中产阶级才是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见：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九三零年出版）根据这两个运动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不同的。（见。Ernst
Troeltsh，Renaissonce and Reformation，Vol Ⅳ，Gesammelte
Schriften，Tufingen，1923）。在讨论路德与加尔文的神学时，便可以发现这两项运动之间的一些不同处。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个人解脱一些约束的过程，如何影响城市中产阶级的特性构造；我们也要试着指出，新教教义与加尔文教义，一方面说明了对自由的一种新感觉，同时也使得人们有了逃避自由了重任的方法。
我们将首先讨论，在欧洲，尤其是在中欧十六世纪初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如何；然后，再分析这种情况对生活此时期的人的人格，有什么影响；路德与加尔文的教旨，和这些心理因素，有什么关系；以及，这些新的宗教学说，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原注：笔者根据以下诸作品，来介绍中世纪后期及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史：＇（1）Lamprecht，〃Zum
Verstandnis derwirl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Wandlungen in
Doutschland；〃Vom 14； Zum 16；（2） Ehrenberg； 〃Das
Zertlerder Fugger；〃G。Ficher；Jena 1986。 （3）Kulischer。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Mit 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Druck
und Verlag Von R。 Oldenburg； 1928。 （4） Pascal； 〃TheSocial
Basis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MartinLuther and His
Times；〃London。 1933。 （5）Tawnev；〃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H2rcourt；Brace &； Co。； New York； 1926 ＇。
在中世纪社会，城市的经济组织一直是比较静态的。自从中世纪后期以来，手工匠已组成行会。每一个师傅有一、两名学徒，师傅的多寡，则视社会的需要而定。虽然永远有些人，必须辛苦赚钱，维持生活，但是，大体而言行会的会员可以确信，他们可以靠努力工作，维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面包、舒适的鞍座等等，他必可过着他这一社会地位应过的生活水准。换言之，只要他有本领，就可以靠此为生。行会禁止会员之间的强烈竞争，并且强制他们合作，若干历史家指出：此种工会永远带着垄断精神的色彩，只想保护少数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数的学者认为，虽然行会不见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会以互相合作为基础，使其会员有一种安全感。
一般而言，中世纪的商业是由很多很多小商人来做的。零售与批发还未分开，即使到外国做生意的人，例如“北德商人公会”（North
German Hanse），也专门做零售生意。到了十五世纪末，资本的积累还是很慢的，因此，若与中世纪末期的经济情况来比较，小商人还是有相当的安全感，因为，那时候大的资本与垄断的商业已日形重要。塔尼教授在谈及中世纪城市的生活时，说：“现在是机械化的，那时候多是私人性，亲密的，和直接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大的组织存在。”（Tawney，“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