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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伤寒例第一》。孙思邈认为对待已发疾病，只有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满意治疗效果，否则“ 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这一医学思想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1）
食疗，顾名思义，指利用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包括食养和食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食养是通过汲取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来摄生保健，防止疾病产生；食治则是利用某些食物配合药物来促进病体康复。俗话说，“药食同源”。原始社会，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在寻找和尝试野生物种的过程中，发现了食物、药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药物起源于先民寻找食物、鉴别食物是否有毒、可食的过程之中。
我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将食物和药物加工制成汤液或甜酒一类的饮料来防病和治病。《黄帝内经》就声称上古之人专以汤液醪醴之类的膳食治病。《周礼·天官》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云：“凡疗病，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这里所说的五药，据汉代郑玄注释，指的是草木虫石谷。另外，我国古文“医”字从酉，与酒通；又有 “酒为百药之长”一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药食同源”。
及至周朝，我国已出现了专门从事帝王饮食调养的医生，称为食医。食医的职责就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根据帝王的身体状况，随时调配膳食，采用珍禽异兽、鲜果时蔬与高级滋补药材搭配，烹调成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收集了许多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本草品种，如杏仁、大枣、芝麻、葡萄、蜂蜜、山药、核桃、龙眼、百合、芝菌等，并记录了它们所具有的“轻身延年”功效。
我国中医史上现知最早的食疗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是约成书于先秦的《神农黄帝食禁》一书，但可惜原书已早佚。而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论和专书则是出自唐代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以及道士张鼎之手。
道教自汉末创兴以来，道教医家在长期的济世行医活动中不仅发现一些食物具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老延龄的特效。所以，应用食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引起了道教医家的浓厚兴趣，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一种重要养生手段。许多道教医家都对食疗学的发展着力甚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孙思邈。
孙思邈认为食物对于养生、治病防疾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6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又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中特辟“养老食疗”专论，在这中医史上是一大创举，意义深远。孙思邈在他的食疗学专论中，对食疗法在治病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探讨，系统阐述了道教食疗学思想。
首先，孙思邈论述了食疗法的重要意义。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痾，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孙思邈指出，食物是安身立命之本，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由于食物营养丰富，又无药物常有的副作用，能有效地补充体内营养，达到调理藏腑机能、增强体质、祛病去邪的医疗效果；而且一些富含营养、味道鲜美的食物也是一种生活享受，能使人悦神爽志，有利于身心健康，饮食调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养生之术。所以，孙思邈高度评价了那些善于运用食物来“蠿、释情、遣疾”的医师，并把他们称之为“良工”，即良医。
其次，孙思邈认为对疾病的治疗应当药食并重，要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提倡“药食两攻 ”的方法。他在《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指出：“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 由于考虑到食物性味平和，又无副作用，而药物则不然，“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孙思邈认为用药要十分谨慎。孙思邈还告诫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采取“药食两攻”的方法，而且要优先考虑食疗：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食治·序论第一》。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首先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及发病原因，优先选用相应的食物进行食养和食治，俗话所说的“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食疗无效，再考虑用药。
孙思邈这种“药食两攻”并优先考虑食疗的食疗学思想，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值得提倡。“民以食为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营养成分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人体抗御疾病能力的基础。而利用中草药与膳食的合理搭配，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达到治疾、防病和强身健体的目的。孙思邈本人在行医济世过程中，就曾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良好疗效，为医界所传颂。
此外，孙思邈不对食疗法的基本原则及饮食宜禁也都作了具体阐述。作为一名道教养生家，孙思邈继承了《养性延命录》中的养生思想，认为养生有十“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将饮食列为养生第六大要，并特别强调饮食有节：
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仿。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养生家以道法自然为养生宗旨，故要求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卫生都要取法自然，顺天应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摄生保健的目的。孙思邈上述食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中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食疗学的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食疗学的形成与发展。继孙思邈之后，其弟子孟洗与道号为月吾玄子的道士张鼎撰写《食疗本草》一书，标志着中华传统食疗学的形成。详见盖建民著《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54页。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2）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医生作为掌握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进行疾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首要任务是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患者消防疾病痛苦，维护和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对一个从业医生来说，是否具备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医疗作风是至关重要的。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济世救人的医疗实践中，把医术视为“救生死之术”，强调医家要对患者生命健康高度负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 和“志存救济”的高尚医德和医疗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极为有现代意义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
道教医学伦理思想早在《太平经》中就已露端倪。《太平经》经文一再强调医师处方用药要 “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3页。此后，历代道教医家从重人贵生的道教教义出发，普遍强调习医从医者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规范，其中葛洪、陶弘景在这方面都有过深刻论述。及至唐代，孙思邈对道教医学伦理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医学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中。
其一，孙思邈认为一名医生在业务上要有锲而不舍的顽强进取精神，要精勤不倦地学习前人的医药典籍，博通医学源流，这样才能具备精深的医药知识和高超医技。这是成为一名大医即良医的首要条件。孙思邈在《大医习业第一》中指出：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并经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
孙思邈把医学视为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要想做一名大医，必须广泛涉猎医书，不仅要熟读，而且要精读并深研，这样才能有所收获。孙思邈告诫习医者要做到“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能“道听途说”，以“至精至浅之思”来对待医学；更不能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否则就会陷入“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医；及治病三年，始知天下无方可用”的愚蠢可笑境地。
其二，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第二》中明确提出医家要身怀“救济之志”，要有不为名不为利、扶危救急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