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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治病主要是针对“邪祟神志”这类情志疾病有效，“诸如此类，皆鬼从心生，而实非鬼神所为，故曰似鬼神也。然鬼既在心，则诚有难以药石奏效，而非祝由不可者矣。” 《类经》卷十二《论治类》，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354页。运用祝由法治病，首先要查明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疏导排解，解除病人心理上的疑虑，所谓“此知其病所从生，而微言以释之也”《类经》卷十二《论治类》，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354页。，表明消除了导致疾病的不正常心理因素，就可以愈疾。正如清代另一位名医徐大椿所言：“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5册，第698页。也就是说它利用情志对脏腑功能、气机的影响，通过精神因素调动机体正气去与病邪斗争，从而达到扶正祛邪、主明（心理活动恢复正常）则下安 （内脏功能正常）的治疗目的。道教医家在为病人治病时，其“祝说病由，不劳针石”的心理医疗手段及其实际医疗作用通常被淹没在道教祈神上章、斋醮祈禳、画符念咒的宗教活动氛围之中，不易为世人所觉察，但若用心剖露，还是可以发掘出不少内容的。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医学模式的合理内核（3）
道教医学养生方术可谓种类繁多，而可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的大体上可分为吐纳服气、导引、按摩、存思、咽液、服食这几大类。其中存思、导引、按摩、吐纳服气、咽液五类在临床治疗中的突出特点是不假药物而达到愈病目的，故可称之为自然疗法。在临床应用中，这种自然疗法之所以能够获得明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中所蕴涵的心理治疗因素。
就医学意义而言，道教医学养生术的自然疗法功能主要是通过其独到的心理操作程序而得到实现的。这就是都要求松静自然、心息相依、意气合一，强调“身、心、息”兼调，“精、气、神”并炼，以“松、静、守、息”为基本功。若能正确运用，可以有效地改善练功者的心理情志状态，对因七情失控及其引发的体内气血津液、脏腑、神志失调的“内伤七情”病症，有明显的纠治作用。无论是吐纳服气治病，还是存思、导引治病，其中一个重要愈病机理就在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改变来促使病理过程的消失和正常生理功能的恢复。正如司马承桢所言：“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何往而不愈焉。” 《云笈七签》卷五十七《服气精义论·服气疗病论第八》，《道藏》第22册，第400页。道教这种服气疗病的医学养生思想有其现代价值。
3医学从天地人同源、同构、同感及形神相合的生道教命整体思想出发，道教医家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就强调形神并治、身国同治，内外身心与社会环境同疗，不但注意运用药物疗法来理身，善于运用各种心理疗法来治心，理身与治心并重，而且注重对疾病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形成了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关于道教“医世”思想，前文已有论及，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就道教“医世说”实施的宗教政治基础略作说明。笔者认为，道教“身国同治”论是“医世说”实施的宗教政治基础。
“身国同治”论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就有“全身治国”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3页。的思想，将治身与治国并论：“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40页。“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39页。“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身治国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73页。道教理论家葛洪对此也作过阐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 8页。道书中身国同治论也很多：“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抱朴子养生论》，《道藏》第18册，第492页。身国同治论是道教天人同构、天人相应哲学观在社会政治、医药养生领域的合理推衍。既然天地人是处于一个互感互应的系统之中，那么人之身心状况就与天地万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天地之病（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失序）与人体疾病（人之身心内外关系失衡）休戚相关。《太平经》中就已有这一认识：“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既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5页。既然如此，对社会人事“疾病”的治理与人体疾病的疗治就可以相互借鉴，治国和理身从本质上就统一起来了，这种身国同治论为道教“医世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医学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1）
继承道教医学历史遗产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科学理论、手段，发掘道教医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合理内核”，为当代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或许这种形式的创新更为重要，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特色。道教医学作为中华传统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明清之际业已汇入传统医学发展的大潮之中，其精华乃是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我们以平实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分析的眼光，认真加以整理和挖掘，重新认识其潜在的科学价值，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大力弘扬道教医学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东西，这不仅是我们从事道教医学研究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我们分别从宏观医学模式和微观具体养生思想这两个角度作进一步讨论。
其一，从总体上看道教医学模式对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医学模式是近年来医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对健康和疾病的总观点，是诊断、治疗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对人的生理、病理过程的基本性质特别是对医学观念和医学的基本性质的最综合、最集中的概括。人们现今把完全或主要从生物因素来阐述健康和疾病的医学观，称为生物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是西方医学从十八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和解剖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曾对人类的健康做出过积极贡献。仅以天花这种传染病来说，十六—十八世纪，每年死於天花的人数，欧洲约五十万，亚洲约八十万。再加上霍乱，世界性的大流行先后六次，死亡人数无法统计。直至本世纪初传染病仍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据有关资料记载，因流感、肺炎、结核和胃肠道感染而死亡的占全部死亡原因的三分之一。但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学科学家积极开发、研究各种能消灭、抵抗种种病毒、病菌的化学药物，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人类就使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了明显地下降，烈性传染病也逐步地减少或被消灭。其他一些传染病和绝大多数的感染性疾病以及由理化因素所致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医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种医学模式只依据病人身体检查和化验参量是否偏离正常值来诊断是否有病。不问心理与社会环境因素对这些参量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医学模式把人只看成是生物的人，把疾病与健康只看成是生物学的过程，只研究细菌、病毒或理化因素给人体带来的损害，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忽视了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危及人类生命的致病因素也在发生变化。现在主要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是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高血压、支气管哮喘、溃疡病和艾滋病、急性传染病、吸毒等。可是，这些疾病的产生与人之情绪和性格特点有极其密切关系。尤其是艾滋病、急性传染病、吸毒这类疾病与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仅靠药物疗法无法彻底根治其病源。因此，再单纯用“生物医学模式”的观点对这类疾病的治疗是难以立刻奏效的。一九八四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它所颁布的宪章中就给健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的完美无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一健康新理念表明健康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身体、精神和社会。这一健康新概念看到了影响人类导致疾病的因素既有心理方面的，也有心理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因素。现代社会生存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许多疾病的产生与心理因素关系极大，而对诸如性病、艾滋病的防治，也绝不是单纯药物就能解决了的。要想预防、控制了乃至消灭这类疾病的蔓延，其根本出路还在於改善人之心理状态，增强社会人群的伦理道德观念，净化社会环境，突破生物医学模式的狭隘观念，建立起综合地从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来阐述健康和疾病的医学观，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完成人类医学史上又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道教生命哲学观的指导下，道门在治病防病时，能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措施进行医治。不但善於运用传统医学的本草、汤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