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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当明显，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已经不想继续发动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了。根据国务院派来的代表顾丰给我看的一份材料，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进行的这三年里，我国的经济已经下降了10％，战争的巨大消耗造成国内物资紧缺，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因此民间对战争的不满正在增大，尤其是在我们攻占了巴比伦和希腊的大片领土后，重建工作消耗的大笔物资和资金和媒体上刊登的无数难民和废墟的情况一相对比，更让人民感到心理失衡，国内有几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而反战力量又在开始抬头了。政府针对这个情况不得不对战争政策进行调整，减少伤亡和缩短战争可能需要的时间是最好的办法，而即使最好的估计，把美国彻底打垮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明年就是政府改选年，现任政府可不想因为一场不见得会有多少利益的战争而丢失大量选票，从而让反对派上台。
顾丰这么一说我就完全了解了，反战派的得势直接造成了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的结束，而后对军队进行的大量缩减政策给我们的军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一直让军委心中耿耿。好不容易反战派下台了，这次可不能再让他们借事又爬到台前，为了这个目标，军委决定放弃攻击美国的计划，只要得到有利的战略地位，美国就是想作耗也是白搭。
有了这样的指导方针，停战协议其实只是在争论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罢了。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4月12日，这天钱隆的中央集团军在海拉克雷亚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希腊政府则已在三天前乘军舰离开东大陆逃往大南洋的卡勒特岛。美国人看到战争阴云的步步逼近慌了手脚，终于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同意割让祖鲁内海沿岸城市洛班。当天周极成向北京做了报告，政府对于不用进行军事行动就取得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协议很快就拟定了，也就是《中美马德里和约》的内容。
这个和约中，美国除了丢失了洛班附近的大片以外，还要承担每年二十多亿元的战争赔款，同时废止与希腊在1802年签定的同盟协议，废止与希腊达成的对我国禁运协议以及相关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相关法案。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停止两国间的敌对行动，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而已，就外交角度而言，中国无疑是占了个大便宜。
于是4月15日上午九点，在波斯大饭店的会议厅里举行了中美两国停战协议签字仪式，周极成和凯默林？达拉斯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协议文本上签字，然后交换了文本。在他们交换了文本的那一秒钟，整个大厅都被记者闪光灯的光辉和铺天盖地涌来的掌声欢呼声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几乎个个都是喜气洋洋，人人都是笑脸相向。
我站在周极成身后跟着大家鼓着掌，面无表情的望着眼前欢乐的人群，眼中叠现的却是那无数在城市、沙漠、森林、山地……倒下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中国官兵，他们的牺牲，真的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五十章
与美国停战以后，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希腊政府还在大南洋的卡勒特岛上叫嚣着复国的声音，但是无论是谁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希腊昔日勇悍善战的军队现在只剩下寥寥三个师和不多的几条舰艇而已，担任弹丸之地的卡勒特岛的防务还嫌不足，谈什么反攻复国？卡勒特离东大陆的距离比东西大陆之间的距离还要远，就凭希腊剩下的这点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无力承担这样浩大的战争了。
但是希腊在东大陆留下了不少反抗力量，希腊陆军的散兵游勇依然在希腊各地游荡，反抗组织也一直在持续抵抗，希腊抵抗分子被真正肃清的地方并不多，这样的情况至少到1885年5月我去雅典开东大陆远征军首脑会议的时候。
会议是讨论裁军问题，鉴于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议会提出立即对军队进行复员，封存武器，终止全部组建新部队的计划，同时在东大陆开始大规模的肃清行动，“保证所有的重建和建设计划不会受到抵抗分子的骚扰，彻底停止东大陆的动荡局面”，高调是唱得不错的。
5月19日，东大陆远征军四个集群的全体主要指挥官在雅典国民议会厅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雅典国民议会厅是个非常庞大的建筑，用繁复的花纹和华丽的装饰组合起来的这栋庞大建筑物比北京人民会堂还要大，1885年的时候它被由圣雷吉斯迁移至雅典的东大陆远征军总司令部占据了，那段时间里雅典国民议会厅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满是军人，和现在作为东大陆首府的政府机关所在大相径庭。
说是全体，但实际上也就不多的几个人：钱隆、柳平、朱良国、我，还有我们的几个副手，肖和誉、陈思远、田登、成逊，还有司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几个参谋——一共是十五个人。原定会议开三天，要决定东大陆远征军的裁退比例和具体步骤，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会没有开完。
5月20日下午1点17分，我们所有人正在会议室里讨论，由一名伪装成清洁工的希腊抵抗分子乘中午打扫会议室的时候，在会议桌底下安装了的一个高爆炸弹爆炸了，这些久经战场考验的高级军官却在战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柳平、肖和誉、陈思远还有两名参谋（一个叫乔颂，一个叫欧阳启明）身受重伤，虽经抢救仍回天无力，当天就死去了。钱隆、我和田登被炸成重伤（在从瓦砾中被扒出来的时候，钱隆已经没有呼吸了，田登也在后来几度休克，我则是腹部被弹片击中，造成大出血），其余的几个人也都受了伤。我们被立即送往雅典陆军医院接受抢救，钱隆和我第三天又被紧急送回北京陆军总医院，后来经过将近一年的修养和医治才慢慢痊愈。这件事受到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前后喧嚷了小半年。
我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东大陆远征军的裁军计划已经由国防部拟定执行，空军不动，将全部空军力量的二分之一调回国内驻防。各集群作为战时体制这时全部撤消，第一集团军被调回国内，中央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分驻罗得斯和乌尔，第二集团军则仍在西丹岛驻防，其余的部队按照作战损失来计算，伤亡过半的优先解散，其余的按作战功绩来安排。同时国防部派人负责整个裁军过程，这个命令一出，东大陆远征军原来的109个作战师和三十多万后勤人员在一年里被裁撤了一半多。柳平的北部集群各部队除了一个山地师驻防迈锡尼没有动以外几乎全部都被解散，我的中部集群除了“霹雳”特种大队和第67、68两个师没有动以外，其余也全部被解散。我不知道跟随我转战南北，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这些老战士在终于脱下军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几个旧部来北京看我的时候都痛哭流涕，毕竟看着自己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赫赫番号说撤就撤了，谁心里都不很舒服。
随后军委在1885年7月晋升我为一级大将，柳平则追认为元帅，朱良国也升了一级大将，并担任东大陆国防军司令（1886年1月1日起，中国东大陆远征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东大陆国防军）。他在回国述职的时候曾到医院来看我，谈起许多久经沙场的老部队被解散，还有许多人事上的变动，言下不胜唏嘘，1886年2月我伤愈出院，出院前去看了下钱隆。他在爆炸受的伤相当重，1886年的时候还不能起床，见到我去，他坐了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他跟我谈了些东大陆部队的事情，他直接统属的部队除了几个近卫师几乎都裁掉了，他于是很不平，因为他的直属部队都是他精中选精的拔尖部队。钱隆和希腊大小作战二百多次没有大的失败过，可以说都是这些部队打出来的。他对他们的感情很深，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渐渐他激动起来，提到那些伤残的战士时他几乎是大发雷霆了（这些伤残的士兵以前都根据原部队和受伤轻重每月发给抚恤，但这次裁军居然把他们全部归入二类部队，按二类部队的标准发放抚恤金，二类部队都是后勤运输部队，抚恤金数目只有一类部队的一半不到，国防部为了省钱搞出这种事来，让很多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人都感到心寒），于是医生进来制止了他，让他平静下来。我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以后恐怕不能常见面，保重吧。”事实如他所料，我出院后军委主席特地找了我谈，讲了许多，无非是要培养年轻人一类，他想我做下一届的国防部长，但是因为我不是军校出身，似乎有不少人反对的样子。他最后让我自己决定，或者去总参做高级顾问，或者是去孙子军事学院做副院长，也可以选择当西大陆国防军的副司令。
我本意是想回西丹岛，那里还有我的几万部下，我带着他们从圣雷吉斯打到西丹岛，转战了1/3个地球，我放不下他们。但是军委和国防部都不同意，因为“中部集群已经解散了”，那里没有我的位置，现在的西丹岛是由一个“西丹岛防卫联合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原来西大陆南部防区司令，波斯边境冲突的时候他在中波边境上负责边防，却放了20个波斯步兵师进入国境，面对波斯的大兵压境，他没有预案也没有对策，不过对着地图发呆而已，以至被人讥为“蜡像司令官”。我不知道他后来在西丹岛干得如何，从1885年离开西丹岛后至今20多年了，我没有再回去过。
最后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