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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擅长。当初在特种兵学校里，有次教师和学生都参加的全项目比赛，他是搏击组的亚军！又据说有次在凯尔特山上，他打光了子弹正要撤离阵地，忽然有五个敌人从后山摸了上来，想把他活捉，结果被他拳打脚踢，竟然全部都被打下了悬崖！他的助手也是黄有达的同学，在旁边都看傻了。不过不知道这五个敌人有没有算进他697人的杀敌总数里面，我想应该是没有算进去。毕竟这是用手打的，可不是用枪啊。
侯承文后来一直升到上校，虽然我常常有他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再遇到过他。他带了一个100多人的狙击队，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开始时在凯尔特山布防，后来配属中央集团军，在希腊作战。1883年9月他被部署在墨比河一带，肃清当地被打散的希腊游兵散勇。一天他坐车行进途中汽车压到一个反坦克地雷，汽车被炸成废铁，他也受了重伤，虽然很快被送到医院，但由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当晚就宣告不治，当时是三十八岁。
黄有达一直在中部集群，萨马拉战役之后中部集群奉调回国，准备西丹岛作战，他也一同前往。但是我所在的运输大队被留在萨马拉，一直到1885年被全部调往东丹岛。我和他后来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知道他一直在西丹岛。退伍以后我去西丹岛度假，一直找到“霹雳”特种大队驻地，才和他又见了一面，叙了叙旧，后来也有些联系。他那时已经是上校了，是“霹雳”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在西丹岛做他的副大队长。
听黄有达说，侯承文是宁波人，1865年入伍开始就是狙击手，他妻子也是宁波人，有一个儿子，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宁波。黄有达自己在1887年结婚，娶的是基地的一个护士，后来生了个女儿，现在全家都在西丹岛新罗马基地。
侯承文在第二次东大陆战役中创下了全军狙击记录，697人；第二名是南部集群的周宝辉，他在希腊克诺索斯阵亡以前已经击毙了604人；第三名是中部集群的王瀛，582人。听黄有达说，王瀛并不是特种兵，但是枪法实在了得，如果不是他在西丹岛登陆时阵亡，很有可能赶上侯承文。
黄有达自己击毙了412人，据说排到第十八，他自己说在活人里他排行第七，不过我不是很相信他。
外传 我认识的远征军之三 战地医生
作者：ayooyoo
就军医而言，我认识的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在救护总队呆过，自然会和医生有很多接触，还有几个和我成了好朋友。比如我的换帖兄弟叶德，那时他在救护总队当随车医生。虽然都姓叶，不过他是上海人，亲戚关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不过今天不谈叶德的事情，我要讲的是谈澜，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是我所知最好的战地医生之一。
谈澜是长春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刚从军医学院毕业不久。他常说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不好，弄得生来就有个绰号叫“贪婪”，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换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谈澜身高1米74，白白胖胖，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挺鼻梁薄嘴唇，面团团笑眯眯的样子，穿上一件白大褂，配上软软的长春口音，让谁看到都觉得最是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1875年我进了救护总队，天天就是从前线往后运伤员。谈澜是前线的战地医生，每个重伤号都需要他的签字许可才能优先后运。不过重伤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还得在众多的伤员里选出最重的来。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那些伤号都觉得自己受的伤最重，都要求首先后撤。
不过谈澜说这样向他提要求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后撤的，因为“他还有力气说话，说明伤势并不很重”。听起来似乎是很没心肝的一句话，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可是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溃败，重伤员多得不成话，伤得说不出话的大有人在，如果先送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下去，那些说不出话的就铁定要死在前线了。
每次后送我和担架队的人就跟在谈澜身后在战地医院的病房里转——说是病房，就是几个个一号大帐篷，躺满了重伤的轻伤的垂死的人，里面乌烟瘴气什么难闻味道都有，地上到处是血迹和一些你认不出来的粘乎乎的东西，充满了呻吟和尖叫的声音，只要你进去过一次就不再想去第二次。但是我们那时没有办法，也只得硬硬头皮进去。每到这个时候，谈澜就走在前面，他的手里有一叠黄色的纸条，上面有他的签名。他把黄纸条放在谁的身上，担架队的人就把谁抬上车后送。
那时巴比伦人正在步步迫近，前线的仗已经完全打烂了，在这种一夕数惊，风声鹤唳的当口，人人都想先走一步。因此很多人每当看到谈澜捏着黄纸条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往他的手里、口袋里、怀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多的是香烟，那是战场上的硬通货，还有很多是直接塞钱的，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张黄纸条——在那时就是后方安全的代名词。因此每次谈澜总是高举着双手进去——免得被人抓住不放，他的白大褂上没有口袋——免得有人往里面塞东西，而且很短只到腰间——免得有人总是拽着他的后摆。他竭力把真正的重伤员优先后送，我从来没见过他收过哪怕一根烟，老实说在那种地方这可需要过人的定力。也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叫“贪婪”但事实上一点也不贪婪的家伙。
从1875年1月到6月，我一直在救护总队。我们这个救护队从东线向后运送的伤员有三万三千多人，其中重伤员一万九千多，几乎全部都是谈澜经手的，但是最后一次我们去接全体后退的前线战地医院人员的时候，谈澜上了我的车，他的行李只打了两个包，除了一条破军毯和一些日用杂物以外，都是他的笔记和医疗档案，我记得当时我还感慨了很久。
不过说奇怪也奇怪，谈澜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下呆了半年，他还是白白胖胖的，除了头发长长了不少以外，外形上竟基本没什么变化，也算一种特别的本事吧？叶德在那半年里轻了四十斤，瘦得跟骷髅似的，后来回国时他老妈开始都不敢认他，后来认出来了又跟他抱头痛哭。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轻了近二十斤，不过我原来挺胖的，那以后身材好得多了，而且居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要反弹的迹象，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875年6月，谈澜和他的战地医院被撤退到圣雷吉斯，然后就成了圣雷吉斯陆军医院的大夫，我后来还找他看过两次病。再后来停战了，我们还一起跟救护总队的人到东丹岛度假，过了很快活的半个月。之后开始裁军，救护队的人也裁了不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调回运输队的。不过人虽然调走了，还是跟救护队的人有些联系。当时叶德被分在第三医疗队，谈澜被分在第七医疗队。叶德的第三医疗队驻在圣雷吉斯，我常常见得到他。第七医疗队却驻在南方集群的萨里昆，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到过谈澜。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在1880年9月爆发，我们的运送任务一下就繁忙得不得了，整天在车上颠。有时还遇到敌人的轰炸或者骚扰，死人和受伤都是常有的事情。12月里有一天我们从维鲁拉纽运物资去东线途中遭到美国敌机的轰炸，车队死了三个人， 15人不同程度受伤。也就是那一次，我受了唯一的一次战伤：一块弹片划过我的右臂，开了很深的一条血槽，血哗哗的流，整条衣袖都被血浸透了。当时我疼得龇牙咧嘴，手臂发僵，抬不起来，自然也不能开车。正好车队的卫生兵（邹晨，上海人，绰号“满天飞”。那天他在抢救受伤的队员的时候，有一个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结果就变成了真正的“满天飞”。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他的墓在圣雷吉斯的远征军烈士墓里，因为没有什么成形的尸体，其实不过是他的衣冠冢）也被炸死了，只由老刘给我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然后就拼命往前线赶。
到了前线我们队长直接把我们往战地医院就送——我们有四个重伤员，不及时抢救非光荣不可。我拖着臂膀跟在队长身后，老刘在后边和他的一个铁哥们王毅超一起抬着一个伤员，还有一大帮人冲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堆里，但是一时间找不到医生，眼看几个重伤号快不行了，队长正在发急，我一眼看到一个胖胖的熟悉的背影，脱口就叫出来：“谈澜！”那人转过身来，果然正是谈澜。原来开战之前他被借调到部署在这里的第四医疗队做战地医生，本来说好是五个月，没想到一下子打起仗来，结果自然就是走不了了，第四医疗队的队长干脆把他的关系调了过来，他就算是副队长了。
见了熟人好说话，谈澜很快给我们安排了治疗，他还亲自操刀，给一个重伤号从肚子里取出了十二块弹片。由于施救及时，那一次受伤的人里没有一个死的。我们队长是千恩万谢，一定要送谈澜两条香烟——在战场上，这可值一大笔钱啊！不过谈澜还是以“不抽烟”为名推辞了。不过他要我们帮忙把一些截肢的伤员运回维鲁拉纽，队长自然是一口答应了。我也跟谈澜谈了不少，那时候他已经29了，还没有结婚——原来在西大陆有个谈了四年的对象，就在去年和他分了手，据说原因是谈澜总在外面跑，顾不到家什么的。于是我就很替他惋惜，他自己倒是笑笑不说什么。
在从前线回维鲁拉纽的路上，队长问了我不少关于谈澜的事，我也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据说队长有个妹妹，可能是动心要帮妹妹物色妹夫。我知道队长有个24岁的妹妹在东丹岛开店，不过老刘说什么队长有意找谈澜做自己的妹夫的，就完全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后来我们在前线常来常往，每次都要帮谈澜带些药品啊之类的东西，也帮医院后撤了不少伤员。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