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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的建筑在屋内有天井（以塔吉克为例），同样的建筑格式我在《走进非洲》里又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方式广泛存在于非洲，尤其是撒哈拉附近地区。它与中国东南地区保留的天井传统是否也有渊源联系呢？
塔吉克人在春播的时候会举行一个类似云南少数民族的泼水节。不同的是，这里只是女人泼水，客人“享受”。谁被泼水便是被表达了尊重和敬意。可惜的是作者没有提供具体的日期。不过，远隔千里的新疆地区居民与云南地区居民共有一个相同的节日，这难道不很有趣吗？用水洗礼是个古老的传统，在今天的尼罗河源头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典礼，其中一个项目类就似于泼水节①。
在《哈萨克族的“阿吾勒”》一节中我发现一些有趣的记录。“阿吾勒”是氏族中最基本的组织，再上一级为“阿塔”，再向上一级是“乌露”，“乌露”上面是“阿罗斯”。每七代递增一级！“阿罗斯”再向上就是部落间的联盟了。在旧社会，这个组织形式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军事组织。每个“阿吾勒”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安排种种事务，相当于中原的族长。
此外，新疆地区的鹰笛等乐器让我想到中原考古也发现了有同样的物品；还有一种叫“砍砍子”的小斧子使我联想到远在日本的一种传统木匠工具；新疆地区和我河南老家一样的游戏，名字发音也叫“打嘎”；还有新疆的纺织、扎染工艺等，在内地也不缺乏这些工艺，甚至它们还是某些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特长。
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种新疆使用广泛、工艺讲究的镶嵌花木箱。这种箱子一般长1米，宽60厘米，高50厘米。这种箱子实际上在中原也很常见，比如我们家以前就有几个这样的箱子，我上大学时拿的也是这种传统木箱。它轻便实用，毕业后这样的箱子还一直跟着我，只是我们家的箱子没有任何的镶嵌，为简单的木板钉合而成。一般的约柜按照《新约》的尺寸（2。5肘×1。5肘×1。5肘），那么就是大约139厘米×83厘米×83厘米的一个柜子。假如按照《旧约》的尺寸，那么约柜当是一个111厘米×67厘米×67厘米的箱子。因为“失散的十个部落”时间在旧约时代，所以当是后面的约柜：111厘米×67厘米×67厘米。可以看出，111厘米×67厘米×67厘米的柜子与大约长1米、宽60厘米、高50厘米的柜子非常接近。新疆地区居民重视并广泛使用的这种特殊的柜子，甚至成为了新疆一景。它与以色列人神圣的约柜规格如此接近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这个器具曾经在同一个部族的历史传统的悠远，同时也是他们曾经最常用的物品之一。还有一个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怀疑为最初的约柜形状是上盖隆起有一定弧度的，而新疆今天的柜子正是这种样式。
假如我们把古代新疆地区居民看作匈奴或突厥人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君主首领都看作是“天国”（tengri）派来的人，也就是“天子”，如“撑犁孤涂单于”。这一称呼的根源更是提示了与中东之间的宗教联系，同时又与中原的“天子”君主文化联系起来。我怀疑这个“tengri”来自“两河流域”之“tigris”（底格里斯河）。这样的话，“中东…中国新疆…中国腹地”的文化渊源就更清晰起来。
新疆地区居民崇拜大山的习俗也让人不得不联系到古埃及的宗教习惯。
另外，匈奴人行进时一般以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为组织单位，这一习惯恰与《圣经》中记载的民族是同一表现，请参见《出埃及》一章。
新疆地区众多地名里，“哈”与“喀”不分或者并列的现象非常突出，比如“喀什”就是“哈什”，“哈纳斯湖”就是“喀纳斯湖”，而在地中海东岸我们可以发现“杰里科”就是“阿里哈”。这个特殊的语言现象其实也出现于今天的希伯来语中，（K）（H）有两个发音，至今也是“喀”、“哈”并列；不过应该算是一个字母，很可能在古代确实如此，所以导致了“K”、“H”不分。更奇怪的是，中国南方的方言中也有“K”、“H”互通现象，比如“刻（ke）”在粤语中就读“hai”。这一语言现象说明了许多微妙的问题。
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和假设，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曾经有西方学者指出以色列“失散的十个部落”进入了中国，那么进一步对这个假设进行分析也是必要的。同时，由我的这一假设更能看出来，“中华民族一家人”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可能事实原本如此。在“全球同源”的理念下，不仅中国各民族团结和睦是应该的，全球人类的和平相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几千年前原是一家人。
2004…03…21初写
2004…10…18修改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6节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1）
买书的时候忘记是否注意到作者，但无论作者是谁，这本售价仅11元的小书我都会买的，它的书名叫《美术、神话与祭祀》。仅“祭祀”这两个字就足够让我眼睛发直。
古代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相连，有时候祭司本人就是族长和国王，假如你抓住了它的宗教特色，就等于抓住了当时社会的核心特色。所以，任何带有祭祀意味的古代图案和活动我都极其关注。
这本张先生自称最喜欢的专门写给社会读者的小书，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本书籍，他的意思是，他的其他著作是学术著作，这本是普及本。但在我看来已经很“学术”了，内容也很对我口味。据说一本书是否学术，是看著作后面的引文注解做得是否详细。真是奇也怪哉，一本书籍是否有学术价值不是看是否有重大突破和思想价值，而是看注解，看来“买椟还珠”已经蔚然成风了。中国的第一圣贤学者孔子不知道自己的《论语》曾经是多么地难堪，因为他的学生当初在编《论语》时一个注解也没有，所以后人就不遗余力地注解了二千余年。当然，我无意向学术规范挑战，有注解我相信是必要的，一个是求信，另外也给读者求源带来了方便。张先生这样的学者大家自然也是不能忘却注解考据的必要，即便是写给社会的普通读者，还是在这本正文只有118页的小册子里抽出了22页用于排列出处注解。当然，一如一本伟大著作一样，前面会序上加序，又是20页。
但无论如何这确是张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的著作，所以他喜欢，我也看得很认真。我总不能埋怨一本写给普通人的著作过分“学术”化。我自己写杂文写习惯了，所以不喜欢有注解条目，即便需要“学术”我也杂文化了，里外透着我才是真正适合给普通读者写书的劲儿，怎么努力也“学术”不起来，多亏早记熟了邓小平同志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这才给了我一些勇气。
我是大约两个月前才知道张先生大名的。在一本美洲历史的小册子里，作者提到了张先生的观点，我顿时来了精神：看来张先生是不排斥“全球同源”的，假如不能说他是同意的话。当时我已经走火入魔，谁辱骂我、阻止我都无法使我对“同源说”产生半点疑问。很少有人赞同我，偶然看到一个学者隐隐约约地不反对我的逻辑，所以特别感动。我上网一查，竟然这人还是美国院士，一下我就“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把张先生引为知音了。可惜黄泉遥迢，无法联系，在我开始对史前史发生兴趣之前张先生已驾鹤西去，不禁扼腕叹息一番。所以，这之后对于张先生的著作分外关注。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这本书一上来就明确是针对“夏商周”的，这正是我关注的核心，我第二本书的副标题为“《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何其“对口”。当天回来就把整本书给翻完了。
很确切地说，张先生在书中确实没有明确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生的观点，我隐约感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张先生到底是做学问的大家，所以他只提出谨慎的证据，没有急于给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结论。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学者风度了。后来我还收集了一些他的有关论文，发现张先生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整体是比较犹豫的，而其怀疑点恐怕都纠集在商朝这里①。
张先生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恰合我的目的。他说他要“（用本书）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近十年来反复强调的”。哦，原来之前的人们看来一直是没有“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的，否则先生也不会如此“反复”倡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不愿意“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呢？是不能？还是不会？是不愿意？还是偏见？还是组织结构的限制？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人。
我是行外人，整个一愣头青，不管不顾竟然就恰合了先生倡议的“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所以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专业性与归属性了。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同源说”外围的文化氛围与专业队伍和专业归属问题，这里总算有点明白了。
我想，假如一项研究真的不好归于任何学科，那么，也就是说一门新的学科就开始诞生了！看看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这样诞生的，似乎与老的一些学科有关系，但实际上目标与任务都不同，于是新的学科就名正言顺地成立了。我认为“文明源”的研究本身就是全新的学科，不能附生于任何其他学科。它涉及的领域太广泛，仅我可以想到的涉及的学科就有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气候学、宗教学、生物学、文化学、艺术等，我相信任何一门已经存在的学科都会渐渐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