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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
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
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
极力为Krav Maga 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
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
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
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
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
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
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
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
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
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
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
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
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
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
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
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
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
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
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
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
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
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
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
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
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在他看来
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
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
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
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
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
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
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
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
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
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
“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 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 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
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
久的问题：
“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
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
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
“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
丢，冲着我：
“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
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
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
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
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
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
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
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
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
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
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
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
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
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
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
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
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
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
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
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
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
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
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
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
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
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
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
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