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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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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