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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李商隐的例子，因为我冒充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够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李商隐和别人不同，他喜欢用“金”啊、“玉”啊这些很贵族很繁复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悲哀的情绪。没有经过这种“免疫”处理的，就好比一出门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个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场车祸，或是一个人吊死在你眼前，你会觉得非常晦气，一天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经过“免疫”处理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出门碰到丧事，如果治丧者请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诗，你对文字、章句的爱不释手、爱不释目就会减轻你对死亡的痛苦，使这种痛苦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我讲《红楼梦》时，常举一个例子——《宝玉探晴雯》，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贾宝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在那儿读，被林黛玉听见了。黛玉说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帐里，公子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几句词应该改一改。宝玉改了一个词儿，林黛玉又感到这个词儿是针对她的，忽然变得非常难过。这里写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审美化、文字化、语言化、文学化，变成一种纯美的东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间有了一种间离的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儿不细说。
外国的这种唯美主义更可怕，不仅可以美化悲哀，还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谈莎乐美和潘金莲的文章，莎乐美是位很乖张却很漂亮的公主，她爱上“先知”，可是“先知”不爱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脑袋割了下来，她捧着这个脑袋亲吻。中国人看了，会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王尔德经过一些处理，使它纯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我们读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种“仁者爱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种乐观、阔大、浪漫、说一些大话，而是一种弥漫的对美的追求。这里引用一段梁启超关于李商隐诗的评论文字：“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关于“诗言志”，我想更多地举一些今人和近人的例子，因为这些人在诗学上不太被重视。我今天早上请教过余老师，我说咱们的诗学研究不大研究今人、近人的诗歌，但今人、近人在“言志”上所达到的成就，有些方面超过了古人。我特别想从清朝的龚自珍说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言志”传统是从龚自珍那里来的，因为龚自珍面临的是清朝社会的解体和腐烂，他自己才能又很高，个性又比较强，又有很多毛病——据说龚自珍也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而且好赌，黄、赌、毒他至少占一样——他与社会、环境、体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他的诗里处处表达出他的那种自信、胸怀和不得志的悲哀。如《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一山突起丘陵妒”——小山包都嫉妒高山，这写的显然不是山和山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人和人之间有这种嫉妒的关系，山和山之间没有，黄河不会嫉妒长江，珠江也不会嫉妒黄河；动物之间有没有嫉妒还待考——可能有，因为一群马里有两匹公马，它们就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人之间比较明显。再如《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将自己比喻成“落红”，“化作春泥”还要“护花”，这已经成为经典了。毛泽东主席在鼓吹“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鼓吹农业合作社、鼓吹“三面红旗”的时候，也用了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批评龚自珍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太直白了。但是，要知道许多名诗都非常直白，杜甫很多诗直白，李白很多诗也很直白。我觉得龚自珍这首诗还是非常的好，不管他吹牛也好，好赌也好，还是以天下为己任，觉得“本人不出，如苍生何？”——中国的诗人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他要管到“天公”那里去，希望“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赌一点，也还算是人才。当然，“万马齐喑究可哀”是非常沉痛的，沉痛表达了深度。有时候，诗写得越是沉痛，就越显得有深度；如果写得快乐就显得傻（这不一定对，因为一个人快乐也可能是很深沉的），你必须做悲戚状，做沉痛状，做痛心状。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后给你们讲什么，少讲一点儿笑话，多含一些泪水。再如《湘月》“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把历史上的立业、立德、立言、立功都放在了脚下；“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把一切全概括进去了。我觉得龚自珍这样的词，已经超越了很多古人，但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再举秋瑾的例子。她写物，显然是言志，是表现她的志趣、她的“品”——中国人讲“诗品”、“境界”、“格调”，都和“诗言志”这个传统有关。秋瑾并不是专业诗人，主要是革命家，她的诗从专业的角度看或许可诟病，但的确写得好，如《宝剑诗》“神剑虽挂壁，锋芒世已惊。中夜发长啸，烈烈如枭鸣”，剑挂在墙上，其锋芒却使世界震惊——这位“鉴湖女侠”真是不简单。又如《咏梅》：“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和那种特别的锐气。
讲到现代知识分子，人们总是爱提到几乎被树为偶像了的、被神圣化了的一些人。今天不讨论思想史的问题，可以看看他们的诗究竟言的是什么“志”。譬如王国维，他是不愿看到清朝灭亡而自杀的，对此有各种说法和解释。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地位。这里举一首他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王国维是一位学者，但志趣不仅仅是考证一下文字，或者是写写词话什么的；他也志存高远，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或者说是一个情结，甚至超出了别人对他的期许。
再看建国以后，有些言志的诗写得太有味道了，值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先说邓拓。他是一个老革命，书法很好，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常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时也受表扬；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管文教工作；“文革”开始后不久，坠楼自杀。他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影响比较大。“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是一首七律，但真正的内容只有三句。第一句是“笔走龙蛇二十年”，是说做革命文字工作，包括传媒工作、写作工作、文教工作，已经二十年了；“分明非梦亦非烟”，完全可以不要，是用来凑韵脚的。第二句是“文章满纸书生累”，也是最关键的一句，是说我写的东西太多了，变成了一个累赘、一个负担、一个麻烦——果然，他最后死在这上面，因为写了《燕山夜话》。“风雨同舟战友贤”，这句也用不着，一是为了对仗，“文章”对“风雨”，“满纸”对“同舟”，“书生”对“战友”，“累”对“贤”，对得很工整；一是为了表达一些积极的思想，因为他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从意思上看，总觉得别扭，“文章满纸书生累”怎么变成“风雨同舟战友贤”了呢？从哪出来这么正确、这么好听的一句呀？第三句是“屈指当知功与过”，这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但邓拓这儿很沉痛，因为他编《人民日报》老受批评，这么多年自己的功过，谁与评说？他感到很沉重，很悲伤。“屈指功过”这话太消极了，所以必须加上一句“关心最是后争先”，就是说，我是落后了，但我要争取先进。这真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同志，完全符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就凭这三句，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再讲陈寅恪。陈寅恪也不以诗著名，他是一位史学家，双目基本失明，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们看他的《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做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说不好，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但从诗里如“世乱”、“闻祸”、“断句”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面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动荡，他有一种生不逢时、正逢乱世之感，这和后面要说的革命家完全不一样。再如“荒山”，还流露出荒芜感；“死后哀”，又流露出悲剧感。此诗所表现的正是陈寅恪在大变动中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
聂绀弩也写了很多沉痛诗篇。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