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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18〕。
其三，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事实上“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元化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19〕。
其四，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反儒不反法。这是一个至今还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20〕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这就是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
其五，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因为在元化先生看来，“‘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并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利用庄子中的反孔观点），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实验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承传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21〕。
元化先生在对“五四”进行反思时，揭櫫了“五四”思潮的负面层次——“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元化先生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依次为“庸俗进化观念”、“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他认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今天有必要对它们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变成凡新的必胜旧的这一思维模式；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后来成为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先确定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而是把立场态度问题作为先决条件〔22〕。
元化先生在自己的反思时，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按元化先生所言，这种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23〕，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24〕。但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25〕。元化先生鲜明地指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图伦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论”：“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并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26〕
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文革”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沉渣也罢、珍宝也罢，何妨以一种更加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二
元化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反思，其目的“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27〕。他通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指出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想的根源之一。而元化先生的反思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元化先生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运动再评价）起，到九十年代末写《与友人谈社约论书》（对卢梭国家学说再认识）止，始终贯穿着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
元化先生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说：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工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其他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28〕
针对有人将激进主义与“五四”联系在一起，元化先生辩解说，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只不过在“五四”表现得突出一点罢了。
元化先生认为，在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可上溯至明末，当时的思想家李贽等人态度偏激、喜欢暴力……到了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莫不靡然景从。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的人如刘师培，他在当时竟成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急先锋，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太虚法师。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他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这种激愤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这就是胡适令人敬佩之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也对“五四”人物发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元化先生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