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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矛盾，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37〕。元化先生还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里，最大的悲剧是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和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和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满眼都是敌情。样板戏就是以这种斗争哲学为基础的。〔38〕
不难看出，元化先生反思激进主义，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意识。
三
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素质、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39〕。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后来，元化先生就文化工作改革开放中的观念转变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我们习惯于搞“四个一”：一窝蜂、一面倒、一言堂、一刀切，什么都以搞运动的人海战术方式一哄而上，这一点过去是有教训的。我们曾有过全民打麻雀，全民炼钢，全民做诗的事。今天如果也要全民经商，那是很不妥的。要尊重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不能工农兵学商一锅煮，过去出现过的所谓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理论并不可取。医生看病开刀，教师教书编教材，这是社会分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恪尽自己的职责，对社会做出贡献。不必要求医生每天用几个钟头放下听筒或手术刀，拿起算盘去做生意，也不必要求教师每天用几小时放下课本去摆地摊。医院学校的经费、员工教师的福利，除尽量改善本单位的经营管理以开源节流外，应通过政府拨款、基金会赞助、大企业支持这些渠道来解决，不要让他们放弃自己所长、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去干他们所不擅长或根本不懂的事。我们的医生还很少，医生不专心看好病开好刀，病人怎么办？全民的卫生健康怎么办？我们的教师还很少，教师不专心教好书编好教材，学生怎么办？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目前的重大问题〔40〕。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今天的改革正是对于人的因素注意不够。目前，文化滑坡，教育经费短缺，水平下降，文盲数字惊人，文化领域中各个部门都面临日子不好过的严峻局面。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提出上述观点也许是警惕不要陷入用思维解决问题的‘中国思维模式’。老实说，我怀疑中国是否有这种模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他们所要求的主要是坚甲利兵、声光化电，而不是想用西方思想解决问题。鲁迅在辛亥前留学日本，他说当时留学生学理工、学商业、学军事，而偏重思想领域的学科则很少有人问津。像他一样企图用文学去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几乎绝无仅有。他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出版书刊，不是夭折，就是卖不出去。这说明用思想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命运是怎样的。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把行放在知的前面，强调实践，不重视理论。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41〕。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42〕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文化素质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日常生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