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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经典诵读工程，基本上我们的许多前辈都已经开创了。包括台湾的王财贵教授，他多年前就在台湾、国内推行经典诵读。
但是，分析当前整个经典诵读情况，跟道德文化、根文化联接起来的比例不太多，主要是诵读儒学经典比较多，而道家的经典很少采用。但是极少数采用了诵读老子五千言的，常常又创造出一些奇迹来。比如说，北京的李洪彬现象，他是熟读了五千言以后能够倒背如流。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这也就是老子的思想在起作用，老子五千言的能量性在发挥供能。开展普通的经典诵读，一般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归到经典诵读里面了，实际上我觉着有的是属于艺文里面的，而不是属于经里面的；有的是属于典里面的，而不是经里面的。我们不能走历史的老路。真正的经，一定是慧智型的文章，而不是智能型的文章，这是一个显著的标准。在创作的时候，是作者慧识的流露，还是智能的构思，这是一个分水岭。
如果把智能构思所形成的文章当成了经典，那么没有能量场波性，谐振性就缺乏，不能对受众产生一种启迪的作用。古代那些圣贤所写的经文，常常是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下所诞生的，具有很高的能量品质，阅读它们、诵读它们，就能真正产生与故人居、与古人谋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容易产生，特别在孩子身上，这个表现特别明显。
在推广诵读上，目前一般的诵读遇见了一个瓶颈区，普遍的反应就是采用一般的诵读，孩子变乖了、遵守纪律了，但是创造性方面同样还是没有爆发出来。他们还并没有达到记忆力超群，成绩、创造力、独创性等方面，还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优势来，这说明了还是局限在宋明时代理学时期的诵读方式，还是应该再往历史上追寻。比如说，宋朝、明朝时期，我们国家的创造力还是比较高的，在当时的国际上还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宋明以后创造力急剧下降呢？跟明代砍了诵读《易经》有关系，把《易经》也剔除了，只读《四书五经》，理学整理出来的八股文，以八股文取士，所谓的八股文编修的经典完全跟根文化断绝了，通过《易经》进行接续和连接的作用就消失了。所以，到了明代晚期以后，世运很快削弱、微弱下来，再加上闭关自守，又不能把西方的文明接续起来。
当年莱布尼茨看到中国的《易经》以后就大吃一惊，启迪了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曾经写信到中国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是当时我们的国家认为“我乃中土大邦，汝乃外夷”，对他不屑一顾。当时，他倒建议在中国成立科学院，如果当时能够开关，接受人家的建议，早期在北京建立一个科学研究院的话，我看那个接续起来会非常快的，这都是历史了。
教育台记者：您本人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其中之一就是“中华经典诵读形象大使”，您如何做这个形象大使的，是否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性的活动？
熊先生：社会公益性的活动，原来也是我的一个宗旨。
我尽量不取利于民，而是奉献于民。所以，我早期在各地的演讲基本上都是义务性的、公益性的，尽量先把大家都唤醒起来。在一般普遍意义宣传国学这个领域上，就尽自己所能，当好这个公益大使，尽量争取做得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经典诵读经历了这十年过程，有很多的人进入了功利化阶段了，实际上违背了老子思想上的一个原则“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真正有用的东西是在“无”里面的。在没有欲望，没有什么贪欲，没有过多的追求心下的内容，才是真正有用的，才是生命的真谛。
所以，我们作为根文化的研究者要恪守这一点，不要追求有相的东西，不要追求过多的拥有，应该安平乐居。对于社会的奉献，相反应该放在第一位，多为他人着想，多为别人考虑，尽量少考虑自己。而且考虑自己多了以后，在生理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考虑自己的时候，必定是使用的左脑，那么就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能量自我封闭。考虑自己的时候，都是用的左脑；而在考虑别人的时候，就启动了右脑的生理功能。所以说，为什么佛学思想、道学思想、儒学思想都教人要爱，要把自己的小爱扩展成大爱，这也是主动用有形的方式和心理活动的方式去启迪右脑的慧性思维，使它展开。所以在这个工作上，国学的宣传上尽量去多安排一些有益、体现出爱心的公益性的活动。我们要自己做出表率来，实际上成人的言和行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孩子是模仿型的，大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全息性地、整体性地进入他们心里，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一点，这个教育就是失败的。现在教育的很多现象在孩子们身上失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不买大人的帐。
教育台记者：前两天，我专门拜读了您的书——《德慧智慧性图文思维教育》，究竟什么是慧性图文教学法？它跟我们传统的学习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熊先生：慧性图文教育法，主要是提倡早期顺应儿童生理发展不同阶段的规律性，掌握教育的契机，顺应生理转换规律当中的慧性逐步被后天智能封闭、压抑、丢失的生理现象，我们采取一种主动的保护措施、爱护措施，保护孩子们的图文思维。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长大的，自己如果记忆良好的话，就有这样的记忆片段残存。比如说，孩子们早期都是存在图像思维的，为什么爱看图识字，因为孩子们有图像思维存在的。我们小时候喜欢看图画，那些小人书，我小时候经常站在巷子口，放了学还要看一个小时，看完了才回家去，也就是童话思维是孩子的一个思维阶段。
还有一个是神话思维。图文思维、童话思维、神话思维，可以说是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重演律，是生命现象的一种重演律。这种重演率，是我们人类社会进入到智能阶段以后已经不能准确把握和忽视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父母，虽然在运用看图识字教孩子，也画一些小人书，让孩子看一看，来勾起他的童话思维，甚至有时候用一些神话故事来进行普遍的培养，但这都不是主动的，不是积极的，而是在冥冥当中，有一种力量引导人们去使用。
如何把这种模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和感性都升华到教育理念上来，我觉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符合孩子的生理重演律。这个生理重演律，一旦被我们放大并培养起来了，那么他始终就会保持一种慧智同运的状态，慧性就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在这个工作上应该看到优势，而且事实也是可以的。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中国的文字经历了符号到图、到画、到文（图文表述），最后才过渡到文字。西方在腓尼基时代，直接丢失了图文思维最基本的工具，可以说丢得干干净净，直接进入了拼音文字，没有象形过程。后来有些学者研究的时候，把他们拼音文字的符号加以象形化、图像化，用它来教育孩子们，实际上也就是想重新接续中国的这种模式，用图文思维来培养孩子们的慧识。
教育台记者：慧性图文学习法和慧识学习法，是不是一回事？
熊先生：基本上是在一个范畴，它主要的目的是开启慧识。
因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用图文的方式；然后，才能进入到第二个的图画方式和第三个的神话方式。
教育台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孩子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不把孩子教笨呢？您有什么建议和方法？
熊先生：不把孩子们教笨，主要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做父母的人，本身要主动培养起自己对根文化的爱心，热爱它，并且研究它，掌握一些根文化的理念，同时掌握一定的生理知识，分清左右大脑的分工。这个方面非常重要。
再一个，就是幼儿教师也要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家长、学校、幼儿园都把它结合起来，才可能在十六岁之前保护慧性充分开发，使他们的重演率完整再现，并且真正转化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现实教育中的实践过程。在
这里，仅仅是大人的认识还是不够的，首先大人首先要认识。因为大人过了十六岁以后，就进入了纯粹的后天阶段。如果先天阶段，在十六岁之前，没有培养起慧识来，肯定是后天的智能用事占主要性。大人的判断、处理问题，一般都是一种经验型的、惯性的、智能片面运作的方式，很少有灵感直接产生。因为灵感是要在放松身心的状态下，比如说睡眠状态下，比如负压急剧降低的状态下，比如颤动的环节当中，灵感、直觉就迸发出来。一般左脑在运动，而要想它同步出现就很难。
所以，大人在掌握慧识教育的理念上，也是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我们就考虑不断进行亲子教育。当怀着孩子的时候，就使父母知道如何爱护孩子的慧识，用心灵交流。其中有个心音交流的方法，就是用你的心去和孩子的心进行交流，而暂时不用语言去交流，或借助语言用心来交流。
各种各样的教育模式、模块，都已经从传统医学的角度，从传统道医的角度、传统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研究的成果，把它整合在一起。当然，最根本的是将心里面道家所说的心神、心理活动和大脑的生理功能整合成为一块，构成非常符合每个人生命真相的教育模块，利用这个模块来进行前期的认知。父母认知了、老师认知了、学校认知以后，就很容易保护住孩子的慧识不被破坏。因为成人教育孩子是有很多错误理解的，比如说三岁之前的孩子是立体思维，他看问题的时候，前后左右他比大人看的深入得多，但是他没办法用语言表述。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