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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顶蓝色的棒球帽，那个人没戴帽子，花白的头发长的都快披到肩膀上了，这样的巧合足以令人不安了。他俩互不认识，但在别的乘客眼里，会不会认为这两个穿着差不多的人是一起的？那个人双手展开着一份报纸，他望了陈先生一眼，目光里也带着不安，马上就埋头看起了报纸。陈先生看出来那人看的是一份《南方周末》，他看得很慢，半天都不翻动一页，就像是一个校对员在校清样。这人得有五十多快六十了。陈先生想，他是干什么的呢？一大把年纪了还留着那么长的头发，虽然穿得说不上寒碜，但是他一脸沧桑，再过十几二十年，我就变成他现在的这种样子了吗？十几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已经十八年了，结婚也已经过去了十年。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将来会很好，在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人面前，常常会想等我到了他这个年纪，我一定会比他强，可是到了那个年纪真就会有什么不同吗？儿子老成了父亲，父亲老到了棺材里。
陈先生胡思乱想着，一边暗暗盼着那人尽快下车，要不是他急着赶时间，他就下去换乘下一班车了。眼下他却不能这么做，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眼看就到三点半了，他还坐在地铁里呢，而且在他对面还坐着一个和他穿着一模一样的比他年老的男人。复兴门站总算到了，不等列车进站，陈先生拿起雨伞站到了车门口。从车窗玻璃里他看见那个人也站了起来，把报纸卷起来，塞到屁股后面的裤兜里，陈先生也有这么个习惯。到了站台上他们就各奔东西了，是陈先生故意向另一个方向走的。在等环线地铁的时候，陈先生拿出手机给叫翠玲的那个女人打了个电话，他要告诉她他晚点了。可是电话通了，她却迟迟不接手机，拨了两遍都是无人接听。等他出了西直门车站，她给他打了过来：“刚才我没听见手机响，怎么着，你到了吗？”
“快了，”他说，“对不起，下雨天堵车。”
“没事儿，也用不着着急。”她听出来他在喘气，便安慰他。
他放弃了坐904的打算，张望着想拦一辆出租车，可是一连过去五辆都不是空车，这时一辆灰色桑塔纳在他身边停下了，司机摇下右边的车窗玻璃，冲他做了个手势，他就过去了。
“去哪儿？”
“五道口。”
“三十块钱，我把你送过去。”
他打开车门上了车，坐上去之后他又想起来应该跟司机砍砍价。雨是不下了，但是天还阴着。
“先生贵姓？”司机扭过脸来望了他一眼。
“免贵姓陈。”
“我姓马，万一碰上稽查队你就说咱俩是朋友。”司机从搁物架上取了一张名片递过来，“你别误会了，哥们儿！我不是靠拉活养家糊口开黑车的，我自己有家装修公司呢，我是看你一脸焦急，打车打不着，才想着捎你一程的。”
陈先生嗯了一声，随手把马经理的名片塞进上衣口袋。白石桥大街上车流不畅，走走停停，陈先生不时地瞅一眼仪表盘左边的电子表，闪啊闪的已经3点46分9秒、10秒……过了三环，中关村大街更不好走，司机是个急性子，一路上骂骂咧咧，用的还是第二人称。开始他发牢骚时陈先生还附和两句，后来就干脆不理他了。开着车窗，车里一点也不热，陈先生却又开始出汗了，不光背上湿乎乎，额头上也冒汗了。司机发现了，盯着他问：“没事儿吧哥们儿？是生病了还是有事急得上火，要不要开空调？”
“不用，我没事儿。”他开始后悔当初真不如不坐地铁，直接坐出租走四环，这会儿早就能到了。司机打开音响，放的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虽然是他喜欢的为数不多的歌曲之一，不过此时他心慌意乱，实在不能静下心来好好欣赏。
4点25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陈先生才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目的地，他刚要伸手敲门，却发现防盗铁门没有关死，虚掩着。听到动静，一个穿着淡紫色套装裙的女人从里面走出来，她的头发湿淋淋的，散发着一股水蜜桃味儿。女人在门口已经摆好了一双拖鞋。他坐在鞋柜上一边换鞋，一边打量着房间，新装修的痕迹还在，沙发和家具也是新的，枫木地板的颜色他觉得很一般，要是他是不会选这种的，羊皮吊灯却让他为之一动，这种灯太漂亮了。有那么几秒钟，他站在别人家的门厅里局促不安。女人站在他身边，同样地不知所措。
“坐下歇会儿吧，我给你沏上茶了。”女人说。
“热水器开着了吗？”他随女人走到客厅里，“我出了一身汗。”
“我刚用完，里面的热水恐怕不多了。”
“我简单冲一下。”
女人走进卫生间归置了一下，又去卧室里拿过来一条浴巾，说：“这是新的，还没用过呢。”
他快速地脱了衣服，随手扔到卫生间门口的地板上，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一个澡，等他围着浴巾出来时，女人已经把他扔在地上的衣服拿进了卧室，搭在梳妆台前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她的淡紫色套装裙已经换成了一件白色睡袍，正坐在床沿上看影牒。床上的铺设，床单枕头和薄被子全都是新换过的。
“什么片子？”他走过去坐在她身边。
“《胭脂扣》，”她说，“我最近迷上张国荣了，他活着的时候，没觉得他演得多么好，现在我认为他是香港最好的演员。”
“何止是香港，”他说，“大陆上也没有几个男演员比他演得好呀！”
“你瘦了，”她说，眼睛仍然盯着电视屏幕，“那儿买菜方便吗？”
“挺方便的，宋庄镇上什么都有的卖，”他说，“我瘦是因为天天晚上去河边跑步。”
“你也黑了。”
“钓鱼晒的。”
他抓起她的左手，把它握在手里，轻轻地揉着，他一摸她的手，她就把眼睛闭上了。接着他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过来，贴在自己的胸前按着。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再过七分钟就五点了。他放开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双双倒在了大床上。他想让她自己脱了，可是抱着她等了一会儿，她闭着眼就像睡着了，他便动手脱她的睡袍，她扯过薄被钻进去，两人在薄被下紧紧地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两个人的身体就分开了，这时还差两分五点。
“怎么了？”她把眼睛睁开了。
“没怎么，太紧张了。”他的脸比喝了一瓶啤酒时还红，“有纸吗？”
床头柜上就有一盒纸巾，她抽了几片递给他。
“快五点了。”他说，坐起身子，伸手想去拿衣服。
“没事儿，你躺一会儿吧，”她说，“我给你冲一碗鸡蛋茶吧？”
他摇摇头，又躺了下来，眼睛一闭上，就有点犯困。这时手机响了，不是他的手机铃声，他迷迷糊糊地听见她在接听电话，一下子清醒过来。她放下手机后，他随口问道：“谁呀？”
“冬冬，他告我放学后去和同学一块儿去打乒乓球，要晚一会儿才回来。”她靠在床头上，继续看《胭脂扣》，“你困了就睡一会儿吧。”
“不用。”他坐起来，伸出胳膊把椅子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
“你吃了饭再回去吧，”她说，“冰箱里有排骨，我用高压锅一会儿就炖好。”
他摇了摇头，把衣服穿上，走出卧室时回头说道：“我走了，翠玲。”
“我去给你开门。”女人赶紧拿起睡袍遮在胸前，走到屋门口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她蔽在门后，小声说：“我不出去送你了，路上慢点啊！”
他点着头，噔噔地下了楼，到了楼下忽然想起把雨伞落下了，他抬头往楼上望了一眼，就快步往小区出口走去了。
儿子打完乒乓球回来时，叫翠玲的女人还靠在床头看《胭脂扣》，听到开门声，赶紧把睡袍穿上。
“妈，我回来了，开饭吧。”
“妈这就去做。”她赶紧关了影牒机。
“还没做好，干吗呢你？”冬冬说，“我都快饿晕了。”
“我以为你还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她说，“茶几上不是有香蕉吗，你先吃两个垫垫肚子吧，先去洗洗手。”
冬冬跟着她走进厨房，说：“刚才我爸是不是来过？”
“没有呀！”
“我打乒乓球时，看见那边走过去一个人很像我爸，”冬冬说，“我爸不是好戴棒球帽吗？那人也戴着呢，离远看跟我爸一模一样。”
而此时陈先生正戴着他的棒球帽坐在808路车上，他坐到大北窑，然后转乘930区间车，回到宋庄时在一家山西面馆吃了碗刀削面。雨已停了多时，路上仍然积着一汪汪的泥水，他借着蒙胧的星光，一不留神还是踩到了泥水里，把鞋给弄湿了。回到家时已经过了8点半，离家还有老远陈先生就听见他的两条狗吠叫着抓咬院门，那是它们听见主人回家的脚步声，在兴奋地迎接他了。
老虎，原名岳喜虎，1968年生，山东梁山人，出版小说集《潘西的把戏》《飘泊的屋顶》。
青蟹
陈启文
每年白露前后，洞庭湖一带就会下一场雨。这雨不会持续太久，但劲儿十足。而且是那种没有风没有云的雨，凭空地落下来，白得耀眼的雨线几乎竖立在地面上，天空顿时变得出奇的清晰透明。当地人叫白龙暴。雨一停，就是空荡而明亮的秋天了。湖的深处展开一片诱人的蓝色。夏天的那个在白漫漫的热气中形影模糊的大湖，于是变得一眼可以看穿的透彻。
我在湖滨的一所学院呆了四年，为混一张和我现在的生活没一点关系的文凭。那所学院倒很一般，我也渐渐把自己在那里学了些什么都忘掉了。但风景真的好。风景都在院墙外面。院里的那些花草树木跟我们一样，也都修理得差不多了，开的花都朝着一个方向，怎么开也开不出什么新花样。
几乎每天黄昏，我都会和禹兰抄近路走到湖边，所谓近路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