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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曾自我比喻。他说比方我吧，本来有治理一座城市能力，可是我清高孤傲，坚决不给任何人送礼，不做必要的“感情投资”，结果就可能没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怨天尤人空度一生；我送了一点礼，搞了一点“感情投资”，当了一市之长，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给许多老百姓造福了，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和感情，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幸福比，你说哪个大？再说了，我们社会都发展到今天了，那点小礼物算什么？
为此，他得出一个理论： 不要反对“润滑油”，也不要杜绝“防锈漆”。关键在于人、在于理智控制。有些时候有一点“润滑”，有一点“感情投资”，无论是对事业，还是上下级关系，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因为他毕竟能推动社会前进。
然而，他没有想到： 当一个人有了第一次“润滑”之后，就像第一次进“赌场”，第一次吸了“毒品”一样，它会有瘾的。还会有第二次“润滑”，第三次“润滑”，结果越滑越快，越滑越远，最后理智再也控制不住下滑的趋势，直至掉进山涧摔得粉身碎骨……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说法，说1979年是大学生的春天。
当改革大潮涌来之时，中国的官场上也曾“青黄不接”，老的都老当益壮在第一线，新的还没有培养起来，而改革开放需要千千万万有知识、有科学头脑带头人。所以昔日人们不屑一顾的老大学生们，一时也变得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了。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开始哄抢大学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充实到机关重要岗位上去。言之意外，慕绥新是那个年代被充实上去的。我不否认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策，我也不否认从广义上讲，慕绥新是那股大潮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在这里我要阐明的是慕绥新之所以能成为高级干部，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沾了那个时代的光。
慕绥新的家庭出身及早年接受的教育，都决定了他非常清高，是个讨厌送礼，不送礼的人。不客气地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送礼的人瞧不起。但是多年的基层生活，又使他非常理解送礼的人的心情。因为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整天呆在宣传队里，贾桂娥不知是怕他被漂亮的女孩子勾去魂儿，还是从心眼里反对他蹦蹦跳跳，曾无数次骂他不务正业，劝他多到领导家走动走动，他不言不响坚决抵制。为此，有一次慕绥新的母亲来看他，贾桂娥还向老婆婆告了“御状”，母亲也曾劝他，别太贪玩儿，有家有口该收收心了，别再蹦蹦跳跳了，把心用到正经地方。
纵观慕绥新整个人生轨迹，他从送礼到收礼经历了两个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他还是小人物时，他看见有一篇报告文学，曾经比较详细地描写了那个小人物送礼的心情，他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鼓足了勇气，托别人买了一盒很高级的香烟，自己舍不得抽，想给一位老领导送去。只是这一盒也没有送出去，对于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也因此非常理解送礼的人。采访中他曾告诉我，那时候他非常穷，也是下了很大决心，买到了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由于没有送过礼，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有收。主要原因是他表现得太殷勤了。那天，他在一分钟时间之内，完成了打开烟包抽出一根，给领导点上火的全部的动作，并自以为非常完美。谁知，那位领导误会了，以为只给他一支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支尝尝就行，剩下的你拿回去吧！
“润滑油”与“防锈漆”的演变（2）
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他说回家之后，“我三夜没有睡着觉，想呀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外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有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的人着想吗？为此，他得出结论： 要理解送礼人的心情。
所以他说，“有些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没有雪鸡的山谷，狐狸不来；没有草籽的山丘，田鼠不打洞。慕绥新既然有收礼上这样体贴下情的理论基础，那送礼者岂不蜂拥而来。面对着那滔滔不绝的“朝圣人流”，慕绥新不得不抬高门坎。换句话说伴随着慕绥新的步步高升，他收礼的数字，也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特别是任位高权重的市长之后，更是无所顾忌。他在笔录中讲，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的交易淡化了，而把这看成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后来卡也不送了，送俩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条路就铺开了。
当然，送礼与收礼古而有之，并不是慕绥新的发明创造。可是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之后，早就越过了“抽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的“原始小康”阶段，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他还是被“世俗绑架”了，他既然认为收礼是“润滑油”，收礼属于“感情投资”，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上下级关系，他就没有理由不把收钱的这种方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他延续得富有创造性，延续得充满人情味。那就是慕绥新笑眯眯地收，收得非常大度，收得不拖泥带水，收得干净利落，收得送礼人心里非常温暖，甚至收得一点也不隐瞒，好像根本没有当成回事。根本使人没有往受贿方面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在先进发达地区，每逢年节领导给下属发红包，已经属于一种昭示温情、关心群众、鼓励干劲，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滞后的沈阳送红包，就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海水倒流，不是领导给群众分发红包，而是群众给领导送，并且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一种时尚、一种风气。
不仅逢年过节必须送，送红包的时间也无限扩展，领导出国、领导住院、领导过生日，只要能找到领导高兴的借口，都可以视为送礼的最佳时间；当然，水涨船高送红包名目也跟着多了起来。什么生日礼、什么老人节、什么情人节等等。于是，每天都有送礼的，有人给慕绥新平均一下，几乎一天就收近两万元，这岂不使慕绥新每天都感觉生活在节日里，每天都感觉受到尊重，而心情极佳？
那时他大脑中也闪现过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拒绝收礼。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到任第一个春节，第一个送礼的是马向东。他初来乍到，没有势力范围，如果谁来送礼，慕绥新都清高自傲地拒人千里之外，那显然非常得罪人，马向东会怎么想？工作怎么能好好配合？无疑马向东的礼，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的角度，他都必须收。况且他当时并不富裕，他的财富与他的官衔很不相称。
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没有立即送礼，不是不想送，而是开始摸不清慕绥新的嗜好，不知道慕绥新得意“哪口”，送点什么礼品好？想来想去，大多数智商不低的官员，都没有选择明晃晃拿着礼品，那样太显眼了，那不是给领导上眼药么？而选择送点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天知地知，含蓄方便，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况且，我们党在搞计划经济时曾经包打天下，施甘露于天下苍生，老百姓也曾感激这社会，把账都记在党的干部身上。而在历史转型期，我们开始搞市场经济，一时半时还离不开行政干预，而他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市长，需要他帮助的人太多了，给别人的好处都是国家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政策的人。他无论给别人多少好处，他慕绥新也不用掏自己腰包，可是人们还是把好处记在他的头上，因为他是掌握政策的人。而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总是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他只不过是移动了政策“可给可不给”的砝码，这个“砝码”无论落在谁头上，谁都要记住这个的恩惠，而不是好政策的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的人民就把过去对党的感激，转移到某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现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仆，常常带有一种上帝的感觉。慕绥新把送礼和收礼看得这样明白，理解得这么透彻，岂能装“二小子”？
“润滑油”与“防锈漆”的演变（3）
可是悲剧也在这里，慕绥新聪明能干但不是圣贤，情感与欲望使他终于守不住最后一道防线。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像一个吸毒者一旦开了口，再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就会无止境地吸下去，直到最后把自己也吸干了。
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得远，他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比方夏任凡，他成名很早，自认为在全国也算个人物。他1．78米的个头，胖胖的，特别健谈。他看好慕市长，认为慕绥新是个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也是个人才。他是辽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沈阳客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夏任凡在慕绥新到沈阳之前，再往前说２０世纪80年代初，他当沈阳电车公司经理时，就因为大搞改革名震中外，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企业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全场轰动。他的外号叫“夏大胆”，属于特别能干的人。他这些特色本来非常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慕绥新根本就不尿他那“壶”。大概慕绥新发号施令时，他偏偏自恃才高，以庞统为榜样，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不像干事的样子。自然，慕绥新不理他，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心里非常着急。
2001年3月6日，他在监狱里写给中纪委工作组的一份《关于慕绥新提名我为市交通局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