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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加林心里立即打了个问号： 调整和平区公安局领导班子错了？打刘涌打错了？于是，他不软不硬说：“那我打了那么多报告，增加追捕刘涌经费，现在还没有批？”
“是吗？”慕绥新故作一脸惊讶。
11月17日，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并沈阳市公安局发来贺电。
11月28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签发命令，给沈阳市公安侦破“5·25”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件的战斗集体记集体一等功。
中央领导和公安部对侦破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肯定与嘉奖是对沈阳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参战民警的有力鼓舞。
但是，濒于灭顶之灾的慕绥新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公然与中央唱反调，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市公安局特别是局长杨加林进行更加露骨地攻击。在市里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杨加林，说：“杨加林擅自到北京去告御状，无组织无纪律，把矛头指向市委、市政府，他想踢开党委闹革命，要把沈阳搞乱。我们应该对他采取强硬的态度！”还无中生有地对在座的人说：“杨加林拿着25个黑名单，到北京去告状”进行煽动。
这是腐败巨蠹慕绥新猖狂的最后一跳。
但杨加林决不后退，决不动摇，他已经完全豁出去了。一天，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很可能有一天被人搞垮，丢官罢职，成为一个普通百姓。”
儿子倒很坦然：“爸，当个老百姓倒不错，你太累了！”
那一刻，杨加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与准备。
由于黑社会头目刘涌的交代涉及马向东，涉及慕绥新，无疑对马向东剩下4万美元问题提出了大疑问，同时，也揭开了慕绥新的神秘面纱。
当然此刻，最难过最无法面对的莫过于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了，她已经为此竭尽全力了。在她心目中，马向东是家里的“擎天柱”，是家里的“摇钱树”，也是家里“最光彩的脸面”。当初，马向东被“两规”关押意味着他们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大厦将倾”，章亚非岂能不心急如焚，丧魂落魄？
但是，她毕竟是沈阳二院的院长，是领导干部，具有临危不乱，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于是，她先在马向东被关押期间频频出国，将赃款1500万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转移到境外以掩盖罪责。继而，她便坐镇沈阳，发疯般地寻找一切可能营救马向东的办法。她曾把钱奉为神明，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她拿出130多万，买通了与马向东案有关的中央、省、市纪检、司法有关人员30多人，让她及时了解了马向东案情以及关押情况，基本做到了问题出现在哪里，她就在哪里解决；马向东关在哪里，她的路就铺到哪里。
“慕老大”落网之谜（15）
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她才体验到“树倒狐狲散”、“人到用处方恨少”的感觉。
是的，那些平时熟头熟脑最亲热的官员，一看形势不妙都躲开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往枪口上撞。还好，不知是危难之时见真情，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真有三员得力大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表现得忠心可嘉、临危不惧。
比方沈阳市检察院院长刘实，他是参加研究马向东案件的领导之一，自然知道核心内情。他的通风报信无疑给案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
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失；比方沈阳市浑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于海洋，平时没有什么走动，这次却分外积极，主动卖身投靠。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背后有“大领导”张国光的授意： 马向东没有什么事，你要好好照顾照顾他的家属。他有了“大领导圣旨”，岂能不一马当先？另外还有一个退休老干部，他的作用更是“无人替代”，他能把马向东各式各样的信通过自己的“热线渠道”都送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手里。
就这样，以章亚非为中心，以刘实等三员大将为骨干，公检法各路人马迅速地向这里靠拢，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中央、省市纪检、司法人员、中央报社记者、著名大学教授等30多人庞大的“救援班子”。
他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万事为大，舆论先行”。马向东问题之所以在沈阳闹得人人自危，就是舆论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解玲还须系铃人，必须得从舆论上灭火。惟一的办法是在中央一级大报刊的内参上登出，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重视。这一步棋走好或许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于是，章亚非通过好友吴某在新华社工作过的父亲的举荐，找到了国家权威媒体新华社国内部的副主任张某。章亚非慷慨地拿出两万美元打点。张某接到章亚非的材料后，不知是出于职业敏感，深感问题严重，还是自知无法左右形势，弄不好会沾上大麻烦。可受人之托、收人之钱，又不好不管，最后把材料寄回辽宁分社，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当章亚非为把两万美元扔到水里而万分恼火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海洋却做通了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冯奎的工作，并带着冯奎采访了马向东的律师潘某。冯奎胆子很大，他以采访马向东的律师为主要依据，加上道听途说的传言以及自己的主观臆断，写了一篇题为《马向东涉嫌贪污案的新闻报道应慎重》的内参，于1999年12月2日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第749期上发表。
于海洋得知内参发表后喜出望外，打电话向正在北京活动的章亚非报喜。他告诉章亚非该文写成后，冯奎到北京送稿前曾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感到整篇文章角度不错，美中不足就是有点“温”，想动笔改一下，被冯奎制止了。冯奎称这是经有关领导审阅的，不能改。他为了感谢冯奎，给他2300元人民币在路上花。章亚非不敢相信，还有这样“仗义执言”的记者？于海洋告诉她，冯奎就在北京，你可以自己去问。
北京华侨饭店，冯奎按约定将只能给相当领导看的人民日报《内参》递给了章亚非。章亚非如获至宝，立即兴奋地跑到楼下复印了多份，还回原件时，又给冯奎买了一件休闲夹克和两件TC衫。回到沈阳后，章亚非又在华夏民俗村宴请了于海洋与冯奎，并在沈阳新世界给冯、于二人每人买了一件价值数千元的高档西服。
他们没有想到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沈阳的强烈反映。沈阳市政府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立即以市政府的名义致函人民日报社，指出该文严重失实。
对于市政府的态度，冯奎年轻气盛、不以为意，他拿着市政府的致函找到于海洋，两个人经过密谋，为了稳妥，决定扩大采访对象再写一篇。第二篇成文后，加盖了人民日报记者站公章，以组织的名义出现，在冯奎第二次送稿前，章亚非为了给冯奎壮行，又托于海洋给了冯奎2万元人民币做“差旅费”。于是，没过多久，第二篇题为《马向东案件涉及敏感问题应避负影响》又出笼了。如果说冯奎的第一篇文章是被章亚非等人营造的气氛所迷惑，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底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冯奎心甘情愿地为章亚非当“枪手”，目的无非是为马向东张目，为查办马向东案件设置障碍。
“慕老大”落网之谜（16）
当然，章亚非也知道： 找几个新闻记者只是造造舆论，为真正解决问题埋下伏笔，而真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攻下直接查办案人员。此案是中纪委主办的，如果能从中纪委打开缺口最为理想。为此，马向东被“两规”不久，章亚非便通过熟人认识了中纪委一位副局级干部。她先以看孩子为名，先后送给张某一幅《双虎图》（在拍卖行花2万多元购买的）以及TC衫、西服等物件。张某尽管是中纪委管东北片的副主任，但不是本案的直接参与者，章亚非只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情况。
于是，她只得请出那些与中央大领导有关系的退休老干部，请他们发挥“余热”，站出来“伸张正义”。章亚非在退休老干部身上投资非常大方，把一笔20万元的巨款放在于海洋处，让他用于打点办事。于海洋除了为老干部提供进京路费外，还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爱好送不同的物品，诸如送精装书籍、钓鱼竿、营养药、住院费等等。有个老干部确实神通广大，上能通天，下能入地。他不仅能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写举报信、匿名信，还能把这些信件直接或间接地送到最高领导人手中，并且能与主管这个案件的最高领导刘丽英直接通上话，大肆吹捧马向东是好干部，为马向东喊冤叫屈。
伴随着案件进展，司法机关开始介入，章亚非的目光，也由中纪委转向市检察院。于海洋和刘实是铁哥们，无疑责无旁贷地在章亚非与刘实之间架起热线桥梁。
2000年2月，于海洋拿着一份反映马向东案件的内参，找到刘实打探情况。
5月刘实参加中纪委协调会回来，于海洋再次打听马案是否交沈阳办理。
6月29日，刘实告诉章亚非： 最近上北京高院汇报情况，两个都定不上，上边没有表态，硬让我定，将来我怎么办？我不落个历史罪名，要不然就将这个案子拿到外地去，目前刑侦阶段已经结束，但我没有正式办交接手续，仍算借卷，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我。如果我正式接过来，就需要通过省才能向高检反映，现在倒还可以直接向上反映。目前关键是证人，就在慕绥新身上，慕绥新太坏，钱要花在刀刃上，集中打慕加把火。
7月7日刘实再次打来电话： 形势不太坏，律师有广阔空间，凭借律师的水平和机敏程度可以充分发挥。假如这次必判，很快会翻案，人很快会回家。
7月24日，刘实又说市检尽全力了，已在会上公开说证据不够，还正式报了材料，并让档案保存以备将来有案可查。法院开庭如不提出意见，到8月10日起诉，估计法院也不好定，可能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