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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的灭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史书具载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汉末以后出现的小道派和起义事件，远不止此。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载：〃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又称：〃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据考，柳根（似即刘根）、王歆、李申等，和张角一样，都是汉末起义领袖。可见早期道教出现的许多道派皆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使道教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这便严重地影响当时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至南北朝初，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一些出身士族的道士，相继对早期道派进行改造。他们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则，去除其叛逆性和可能被起义者利用的思想因素，增加其封建伦理内容，以期达到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目的。经过寇、陆等人改造后的五斗米道（天师道），虽在宗教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间宗教变成为适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士族宗教。与此同时，原由士族知识分子在东晋中期创建的上清派、灵宝派，以及受上清派影响的楼观道等，亦在教义教规中充实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从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尽管此后仍有一些道士在民间继续从事反苛政等等活动，但以教派为旗帜的武装起义，已不见史传了。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不仅符箓派之间互相汲取，符箓派与炼养派之间也互相汲取。这种现象在南宋以后特别明显。如南宋时期出现的神霄派、清微派以及当时的龙虎宗都十分重视内丹修炼，甚至强调内炼是行法的基础，使之和符箓咒术结合起来。全真道至后期也兼习符箓斋醮。这样互相汲取的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道教各派善于兼收并蓄，除各派彼此汲取外，又多汲取儒、释思想（与儒释又有斗争的一面，但主要集中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虽未汲取佛教思想，但却汲取儒学。其后各派则既汲取儒学，又汲取佛教。而且在唐宋盛行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其汲取融合儒释就更为广泛而深入。无论在教理教义、教制教规，以及斋醮科仪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汲取，从而使道教各派无不被打上三教合一的烙印。后期的全真道、净明道表现尤为突出。三教合一思想实际成为全真道立教的主旨，其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尤具禅宗特色。净明道用儒家忠孝伦常思想阐发教义，更带浓厚的理学色彩。
道教各派在组织建设上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后期出现的道派，其组织制度较前期更完备。据称，张陵创五斗米道时，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教民组织和传教点。其后，张鲁统治汉中时，实行政教合一的祭酒制度，祭酒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政权首领，在巴、汉那块独立王国里，自不失为较好的道教组织形式。但当汉中政权被消灭、五斗米道北迁以后，条件变了，祭酒制度就日益松弛而难以继续维持。东晋末，上清、灵宝派出，创造了道馆（观）制度，以所建道馆（观）为道士集中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道士之间仅有师徒传承的宗教关系，而无祭酒制的官民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道馆（观）的管理制度和戒律制度。此道馆（观）至隋唐改名宫（观之大者）、观，逐渐定型化为道教的基层组织。
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统治阶级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南朝梁设大、小道正，以掌道教；北齐太常寺设崇虚部函，掌道士簿帐，北周有司玄中士、下士掌道们之政。后历经唐宋的发展，至金代，〃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择人〃（《大金国志》卷三十六）。至元代，从上到下的领导体制更趋严密，元室中央设集贤院总领道教各派，各派首领则分级管理本派教务。各派皆按元代的行政区域，路设道录司，掌其事者为道录、道判；州设道正司，掌其事者为道正、道判；县设威仪司，掌其事者为威仪；最基层为宫观，设住持、提举、提点。各级道官皆以道士任之。明代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道教的管理，京师设道录司以领天下道教，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明中叶后，道教衰落，全真、正一两大派的组织制度也无发展。
下面介绍的五斗米道等二十二十道派，其中既有大派（如全真道、正一道），也有一些小派（如帛家道、李家道），还介绍了一些支派（如玄教、龙门派、天心派等），目的是想从较多的角度勾划出道教宗派的发展变化。其次，五斗米道、龙虎宗、正一道，本是一个道派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可以合为一个道派来阐述，但因它们各个阶段各有特色，区别较大，分派（分阶段）介绍，脉络可能更为清晰。上清派和茅山宗，灵宝派和阁皂宗，同属这种情况。最后，还有一些道派，如武当道、崂山派、三丰派、萨祖派，以及自全真道中分衍出来的龙门、随山、南无、遇仙、华山、嵛山、清静七个支派，除龙门派外，皆因资料不足，只能暂付阙如，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同读者见面。至于明代出现的陆西星内丹东派，清代出现的李西月内丹西派，皆是从内丹学说上加以区分的称谓，尚不足构成一个宗派，故只在《全真道》篇中涉及，未另撰专文。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创始人张陵（34～156），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学道，并造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倡言天人下降，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以为人治病开始传教，据称〃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他为了统率教民，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二十四治〃，以其中的阳平治（在今四川彭县）、鹿堂治（在今四川绵竹）、鹤鸣治（在今成都市大邑）为传教中心，因入道者需交纳信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又因创教之初，曾受巴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巫术色彩浓厚，时人或称〃米巫〃。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衡殁、孙张鲁继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张陵称〃天师〃，张衡称〃嗣师〃，张鲁称〃系师〃。张衡事迹未见记载，张鲁《三国志》有传，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建设者。史载，刘焉为益州牧时，曾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初平二年（191），命其与别部司马张修率部共同进取汉中。后刘焉之子刘璋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巴、汉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在他统治的区域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
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
第二，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主为病人请祷。
〃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文书），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①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又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其斋法虽较简陋，但却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
第三，设奸令祭酒，向教民宣讲《老子》，张鲁并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他从宗教立场出发，在注解《老子》时，阐述了五斗米道的信仰与教义。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他把老子的〃道〃人格化为有意志、能创生天地、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②其基本教义是通过守一、守道诫，达到长生不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③
第四，《老子想尔注》表明，五斗米道除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以祈禳斋醮为人谢罪除灾外，还行守一、行气、房中等道术。谓〃守诫不违，即为守一〃；〃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④
此外，他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及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史称〃民夷便乐之〃。因而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张鲁统治的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那里得到较大发展，与这种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张鲁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是五斗米道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兴旺发达时期。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张鲁降曹，这一发展阶段遂告结束。此后，五斗米道虽面临若干严重问题，但却继续向民间，且向上层社会发展，并从巴蜀的狭小范围传播到北方和江南广大地区。
张鲁政权覆亡后，巴蜀地区五斗米道曾有过短暂（三国时期）的沉寂。但入晋以后，又渐趋活跃。西晋初，犍为人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