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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好啦，考尔，我希望你派几个人去第5步枪射击场制作几个车印的模型。”我把地点告诉了他。他立即就往外走，要去安排。我又叫住他，说：“还有一件事。在那儿干完后，让他们去维多利街上的维多利花园，去制作一套福特汽车上的车胎模型。那车也许是灰色的，1985年或1986年制造的，保险杠上贴着军官的标志。我没有车牌号码，但你可以在39单元附近找。”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如果是辆军人的车，我们可以等到它在基地露面。”
“这材料我今晚就要。”
“好啦，布伦纳，不得到地方上的许可，我不能到基地之外搜集证据。你已经搞得他们暴跳如雷了。”
“对。不要用军车。死者住的45单元也许正由米德兰的警察看守着，不过值班警察很可能是呆在室内的。告诉你的人要小心，动作要快。”
“我们可以等那辆车到基地上来。”
“好吧。”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很理解。我只是希望天亮时车胎不会从那车上被换掉。天哪，那辆车今晚千万不要消失才好。不过没关系，还是等到早晨吧。”
“好吧，维多利花园。你真是贪心不足，还想冒险，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他向一群人走过去。他们正在往脚印的石膏模型上贴标签，在犯罪现场的草图上做记号。考尔把辛西娅的鞋递给他们并交待了几句，大概是关于午夜的任务，因为他不停地用大拇指朝我指指点点，所以那些技术人员也都盯着我看。
我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也给辛西娅要了一杯。她正在翻阅实验报告。她端着咖啡说：“谢谢。看这儿。”她递给我一份关于一个脚印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一只7号平底鞋的鞋印，也许是一只女式便鞋。它出现在步枪射击场上很不寻常，对吧？”
“对，是很不寻常。”
“这说明了什么？”
我仔细看过报告，上面推测这个脚印是不久前才留下的。我说：“有意思。也许是几天前留下的，我们都知道这儿大约有一周没下雨了。”
“对。不过这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花了大约15分钟翻阅了所有法医小组的报告。接着，考尔在他的某个临时实验区里叫我们过去，于是我们一起过去坐在一张桌子旁，一个女技术员正在这桌子上观察显微镜。考尔说：“凭着这把发刷你也许有了重要的发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拍拍他的秃头，说：“反正不是从你这儿。”
听了这话那个技术员笑得简直要把脸碰到显微镜上去了。
考尔并没被逗笑，他对辛西娅说：“你们都是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显微镜呢？”
那个技术员移到一边，让辛西娅坐到显微镜旁。那个技术员是一名专业军士，叫卢毕克。她说：“右边的那根头发是在第6射击场男厕所的洗手池里发现的，左边的则是从发刷上取下来的。”
辛西娅向显微镜里望去，卢毕克继续说：“厕所里发现的那根头发没有发根，但从发干上看，我已验定那人是O型血，发刷上头发的主人也是O型血，两份头发样品都是高加索人的，从质地、颜色、没有烫染和总的健康情况来看两份样品完全一样。”
辛西娅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是的，它们看上去一模一样。”
卢毕克总结道：“我觉得这些头发全出自同一个人。从洗手池中发现的这根头发很短，无法做摄谱分析等项实验。如果能做，我也许会找到更多的相同之处。任何进一步的实验都会改变或毁掉这仅有的一根头发样品。”她补充说，“发刷上的头发有些有发根，一小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们那人的性别，并且可以拿一个脱氧核糖核酸的标识给你们。”
我点点头，“明白了。”
辛西娅站起来对卢毕克说：“请给样品做上标记。装起来并附上一份报告。”
“是，长官。”
“谢谢。”
塞夫尔问我：“凭这些证据能逮捕一个人吗？”
“不行，但是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人。”
“那人是谁？”
我把他拉到离技术人员远一些的地方，说：“一个叫查尔斯·穆尔的上校。你们要比较的就是他的车印。穆尔的办公室也在心理训练学校里。他是被害者的上司。我正打算查封他的办公室，等获准后把它搬到这儿来。”
辛西娅走过来说：“在此期间，考尔，请比较一下穆尔上校发刷上的指纹和从安的车上发现的指纹，再比较一下垃圾袋和袋内物品上的指纹。”
“好。”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这个穆尔上校认识被害者的话，即使指纹吻合，也不能最后认定他在现场。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在安的手枪套上或者在她的车上。”
我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对于他在垃圾袋上留下的指纹，或者在第5射击场留下的车辙印他就很难解释了。”
考尔点点头。“还有，你需要去确认一下他在案发那段时间内是否在现场。”
“对。所以我想让你比较一下发刷上的指纹和你在帐篷桩上找到的残缺不全的指纹。如果我们有了他的车辙印和足够的指纹，那么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就会更紧了，对吧？”
考尔点点头。“对，你是侦探，可确定谁是罪犯还是靠我。但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两天干了什么。”他转身走向那些正在研究指纹的技术人员。
辛西娅对我说：“如果我们审问穆尔，用这些证据指控他，他很可能会承认这是他干的。”
“对。但如果他说他没干，那么我们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不管法庭判决是一个美国上校勒死了将军的女儿，还是准尉布伦纳和森希尔抓错了人，放跑了真正的凶手，都是法庭的耻辱和军队的耻辱，都会因此而臭名远扬。所以我们要屏息加以提防。”
辛西娅思考了一会儿，问我：“如果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穆尔干的，你还有什么疑点吗？”
“你有吗？”
“疑点？是的，我有。我真是不能想象穆尔和安·坎贝尔两人一起做了那样的事。我无法想象是他勒死了安。他的样子像个在咖啡里下毒的坏蛋，而不像一个动手杀人的罪犯。”
“这也正是困扰着我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是她叫他这么做的，是她恳求他杀了她的。我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我们所知，穆尔有可能用的是换脑药，这药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搞到。”
“很可能。”
我从辛西娅的肩上看过去。“现在执法官来了。”
肯特上校正穿过飞机库向我们走来。我们走过去迎上了他。他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我答道：“罪犯快找到了，比尔。我正等着指纹和车辙印的鉴定结果。”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你不是开玩笑吧？是谁？”
“穆尔上校。”
他好像在考虑这件事，接着点了点头。“合乎情理。”
“怎么合乎情理，比尔？”
“嗯……他们关系密切，他也许会有机会。我相信他干得出来。他很古怪。我只是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问肯特：“给我讲讲坎贝尔上尉和将军吧。”
“哪个方面？”
“他们的关系密切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不密切。”
“说下去。”
“嗯……也许我们可以另找个时间来谈。”
“也许我们可以到福尔斯彻奇去谈。”
“嗯，别威胁我。”
“哎，上校，我是谋杀案的调查人员。你也许觉得受到某种社会的压力和职业的约束，但你大可不必。你的责任只是回答我的提问。”
肯特看上去不太高兴，但我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他要放下包袱，这好像又使他轻松了许多。他向飞机库的中心走去，我们跟在后面。他说：“好吧。坎贝尔将军不赞成他女儿从事军事工作，不赞成她同那些男人交往，不赞成她住在基地外面，也不同意她跟像查尔斯·穆尔那样的人往来。可能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辛西娅问：“他不为她感到骄傲吗？”
“我想不。”
“军队可为她而骄傲。”辛西娅说。
肯特说：“在这件事上，军队同坎贝尔将军有着均等的选择权。老实说，安·坎贝尔是一手控制着将军，一手控制着军队。”
辛西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将军的女儿，一个西点军校的学员，一个颇知名的人士，她侥幸获得了许多。她父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她已经设法挤进了征兵宣传工作，并且一下子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上电台，上电视，到大学和妇女组织演讲，为妇女在军队供职打开了局面等等。人人都喜欢她。但是她对军队不屑一顾。她只是想成为不受拘束的人。”
辛西娅问他：“为什么？”
“嗯，将军对她的行为反对1分，她就还他10分还多的仇恨。她竭尽所能使他难堪，除非他毁了自己的军人生涯，否则他对她无计可施。”
“哎呀！”我说，“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你只考虑无法将她的死讯告知将军，可你忘了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肯特向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只是在我们之间我才这么说。公开的话，我得说他们父女关系很好。”他犹豫了一下，又说，“实话对你说，尽管将军不赞成她这个，不赞成她那个，但他不恨她。”他又说：“哎，这些都是传闻，我是信任你们才说给你们听的。这样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尽管你没从我这儿听到任何情况，但你可以依据这些继续追查下去。”
我点了点头。“谢谢你，比尔，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当然还有。我问：“除了穆尔上校外，将军反对安交往的男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