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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思想家：有无之境（2）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来，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其实并不是强调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是强调“有”或者“无”的。当人性推到极限，推到超出善恶的“无”的境界时，人的本体便不仅不体现为“恶”，甚至也不体现为“善”。在这位哲学家的冥想中，人的本体是一个恍恍惚惚、无声无臭的存在，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定义。这种境界无疑揉合了传统儒学与佛、道的精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来先生以“有无之境”四字来概括王守仁的哲学精神。“无善无恶”，正是一种“无我”之境。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文学家：文人之雄
中国古代绝少有职业的文学家。士人自幼读书，首先成为儒家学者，以成为圣贤为标的；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身份，接着便是官僚，以忠君爱国为行事准则。在此之外，一切都是业余的。绘画、书法、诗文，在他们看来，都是雕虫小技。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却也从不缺乏文艺方面的天才和大师。业余精神熏陶下的中国文人，也将一种业余的心态摹写到极致。
跟常人一样，王守仁对于诗文的态度，也是不重视的，然而其思想的纯熟圆融，将其诗文催化得烂漫天然，臻于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辉煌的军功以及豪迈的性格，却让明末一位学者不由得叹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说这句话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守仁曾经评价唐代的韩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评价。王守仁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确是足以称雄一代。“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一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是何等气定神闲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是何等豪情万丈的气势啊！
作为文学家的王守仁，也许早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为青年时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长作八股文而闻名。他的父亲王华曾中过状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对儿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学问历程时，也说“始泛滥于词章”。词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关于八股文，《儒林外史》里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说明，八股文虽然在思想性、审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训练对于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来说，是极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师的训练，其中必要的一门功课应当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传很少。然而，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制义丛话》中，评点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间，列举了钱福、顾清、唐寅、伦文叙、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画家而擅长八股文，也许确实令人惊诧。当然，王守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间，似乎也说明他作为八股文专家的份量之重。据说，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子哙不得与人燕》的策论。评家们都说：“读王文成公《子哙不得与人燕》篇，从中可以看见他擒获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讲究的是学着圣贤的语气，代圣贤们来讲话，最需要“以文载道”。评家们说读王守仁这篇文字，能看出他后来擒拿叛逆的心志和豪气来，说明王守仁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当然，对于王守仁的这篇文字，并非全然是一片赞誉之声。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复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到李梦阳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先生（王守仁）在郎署，与李空同（梦阳）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居夷”，指贬谪龙场之事。这段话，自然将王守仁的诗文造诣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意为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守仁与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友，相互唱和，在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过分雕琢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在龙场驿悟道之后，以讲学为事，不复刻意为文，也不再关注自己诗文的“工拙”，往往真情实感流露笔端，文字多有“俊爽之气”。王守仁后一阶段的文学成就，却似乎超过前一阶段。中国文化讲究学养深邃和以文载道。晚年王守仁的诗文大概就符合这一标准吧。在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看来，王守仁的散文足以与宋代苏洵相媲美，而在“载道”上甚至比首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都做得更好。
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诗文就如同道德发出来的花木，“根本盛而枝叶茂”。文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是文的根本。王守仁的诗，一则善于说理，融理学情怀与诗人性灵为一体，二则善于表达一种入世精神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罗旧驿》是王守仁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所作之诗。全诗这样写道：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凄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凄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胡须，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