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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以治护者万方。时有加针，权为之惨。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不然则咄，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驾，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
吕蒙还未来得及受封便疾病发作，孙权把他接来，安顿在行馆的侧房，千方百计为他治疗和护理。医生为吕蒙针灸时，孙权便为他感到愁苦悲伤；想多去看望几次，又恐怕他劳累，只好在墙壁上挖个小洞经常偷看，见吕蒙可以吃少量的食物，便高兴地回顾左右；不然的话，便唉声叹气，夜不成眠。吕蒙的病好了一半，孙权便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贺，文武官员都来道喜。不久，吕蒙竟然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孙权异常悲痛，命令三百户人家守护他的坟墓。
权后与陆逊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矣。”
后来，孙权与陆逊评论周瑜、鲁肃和吕蒙时说：“周公瑾有雄心大志，胆略过人，因此能打败曹操，攻取荆州，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鲁子敬经周瑜的推荐和我相识，我与他闲谈，便谈及建立帝王大业的远大谋略，这是第一件痛快事。后来，曹操接着收服刘琮的声势，扬言亲率水、陆军数十万同时南下，我询问所有将领，请都对策，谁都不愿先回答，问到张昭、秦松时，都说应派使者写好公文，前去迎接。鲁子敬当即反驳说不可，劝我迅速召回周公瑾，命令他率大军迎击曹操，这是第二件痛快事。此后，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刘备，这是他的一个失误，但却不足以损害他的两大贡献。周公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所以我忽略他的失误而重视他的贡献，常常将他比作邓禹。吕子明年轻时，我认为他只是不怕艰难，果敢不怕死而已；在他年长以后，学问愈来愈好，韬略常常出奇制胜，可仅次于周公瑾，只是言谈议论、才华横溢不如他罢了。谋划消灭关羽这一点，却超过鲁子敬。鲁子敬给我的信中说：‘成就帝王大业的人，都要利用他人的力量开路，对关羽不值得顾忌。’这是鲁子敬实际不能对付关羽，外表却空说大话罢了；我仍原谅了他，没有苛刻指责。可是他行军作战，安营驻守，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辖区内，官员都尽心尽职，治安良好，路不拾遗，他的治理方法还是很好的。”
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虞翻呵禁曰：“汝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抗鞭欲击禁，权呵止之。
孙权和于禁乘马并行，虞翻斥责于禁说：“你是个俘虏，怎么敢和我们主公并马而行！”举鞭要抽打于禁，孙权呵斥制止了他。
＇15＇孙权之称藩也，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悉还救樊，未至而围解。徐晃振旅还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王举酒谓晃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亦厚赐桓阶，以为尚书。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皆欲徙之。司马懿曰：“荆楚轻脆易动，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操曰：“是也。”是后诸亡者悉还出。
＇15＇孙权臣服后，魏王曹操召张辽等各路军队都回来解救樊城，尚未到达，樊城的包围已经解除。徐晃整顿好军队回到摩陂，曹操亲到七里之外迎接徐晃，大摆酒宴，款待众将士。魏王举杯对徐晃说：“保全樊城、襄阳，是将军的功劳。”又重赏了桓阶，任命他为尚书。曹操对荆州的残余民众和在汉水两岸屯田的人有疑忌，想将这些人全部迁徙到其他地区。司马懿说：“我们在荆楚一带的力量还很薄弱，容易发生动荡，关羽刚刚被消灭，那些作恶的人，或藏或逃，在等待观望；如果迁徙那些善良的人，既伤了他们的心，又使那些离开的人不敢再回来。”曹操说：“你说得对。”从此以后，那些逃亡的人果然都回来了。
＇16＇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16＇魏王曹操上表给皇帝，推荐孙权为票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入朝进贡，又将被俘虏的朱光等人送还，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的统治已经结束，并非只是今日。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样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所以孙权在远方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人间的反应，所以异口同声，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曹操说：“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延，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乘舆播越，宗庙丘，王室荡覆，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智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臣司马光曰：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汉光武帝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到汉和帝以后，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然而东汉韩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吗？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皇统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