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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景初二年（戊午、238）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
＇1＇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也？”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乎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1＇春季，正月，明帝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辽东。参预谋议的大臣有的认为四万兵员太多，军费难以提供。明帝说：“四千里远征讨伐，虽说要出奇制胜，但也应当依靠实力，不应斤斤计较军费。”明帝对司马懿说：“公孙渊放弃守城先行逃走，是上策；据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策；如死守襄平，必被生擒。”明帝说：“那么，三者中他将采用哪一种？”回答说：“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审慎度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才会预先有所舍弃。这既不是公孙渊的才智所能达到的，他又会认为我军是孤军远征，不能支持长久，一定是先在辽水抗拒，然后退守襄平。”明帝说：“往返需多少天？”回答说：“进军一百天，攻战一百天，返回一百天，以六十天作为休息日，这样的话，一年足够了。”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卦，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胃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公孙渊听到消息，再次源遣使节称臣，向吴国求救。吴国打算杀掉来使，羊说：“不可，这是发泄匹夫一时怒气，而破坏称霸称王的大计，不如就势厚待他，然后派遣奇兵暗中前往，以胁迫公孙渊归附。如果魏讨伐不能取胜，而我军远赴救难，便与远方夷族结下恩情，大义表现于万里之外。如果双方交战难解难分，辽东前方、后方分隔，那么我们就在它边陲郡县，驱逐劫掠而归，也足以表达上天的惩罚，对往事报仇雪恨了。”吴王说：“好！”于是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并对公孙渊来使说：“请回去等候音信，我们遵从来函吩咐，一定和老弟休戚与共！”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担忧。”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明帝向护军将军蒋济问道：“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戒备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