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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三象他妈也跟着出去了。三象他爸牵着狗也要走，我赶紧站起来跟到门外。还在下雨，雨点大而稀疏，落到脸上冷飕飕的。“叔，我看还是别见官了，也不好声张，动静大了对谁都不好，”我说。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这老脸啊。”三象他爸说，打了自己一个右耳光，又打自己一个左耳光。“你当兵的，见多识广，你操办吧。我咽不下啊。你看这院子，三象辛辛苦苦在外挣钱，铺条路的砖钱都没有。”
他看着要哭出来，我赶紧安慰，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回到屋里刚坐下，小象在门外把顾小天的衣服和一块发黑的白布扔进来，顺手把门关上，挂了一把锁。
我给顾小天包扎好伤口，扶他穿好衣服，整个过程两人没说一句话。然后我们面对面坐下。他盯着床单上平庸的大花朵一看就是半天，还是我沉不住气，我说：“小天，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是么？你每次回来我都看到过：”他还盯着那些大花朵，说完了收回目光，纠正道：“碰巧看见的。”
“你就，打算这样过下去？”
“不好么？”
“我是说，做点事，早点成个家。你妈常和我妈聊，她放心不下你。”
“有什么放心不下，”顾小天笑了一声，“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其实不必这样。”我只说了上半句。
顾小天断指的根部剧烈地蠕动几下。“你想说，不就少一个手指嘛。”他突然开始正眼看我。“没错，其他地方都正常。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根手指对我意味着什么？对别人，十个手指，加上十根脚趾可能都是多余的，对我不一样！这个，”他把断指举起来在我面前用力地摇晃，“你让我用一条腿来换我都觉得赚！”
我点点头，让他继续说下去。他需要这样像声讨似的对另一个人说话。我想他明白三象他爸为什么让我过来，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他是我兄弟，三象也是我兄弟，他和三象同样是兄弟，可是，他翻过三象的墙头爬进了他老婆的被窝里。
“你可以骂我无耻，不是人，对不起三象，都可以，我都认。可我难受啊，我真难受，你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的难受。一到半夜，我摸着这根秃了头的手指，就觉得后半辈子一下子空空荡荡。我抓不住，什么都抓不住了。”
“你画不了画，”我很谨慎地提到这个词，“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单考美术有关，乡村里，谁知道。不像现在，有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为了考上大学，都想办法去报考美术、音乐或者体育。”
“我没想到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我只是想，能画下去就行。我就要求能在家里画两笔，有没有人看都无所谓，这过分么？就这一点都不给我！”顾小天终于哭了，一瞬间泪流满面。他开始正常了。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一点也不给我。它不给我。你不明白，伸出手捏不住一支笔是什么滋味，眼看着就在手边，你捏不住，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捏不住，你单单就缺那一个指头，就像缺了半边身子。你找不回来，一辈子都找不回来！”
那夜里我们差不多坐到了天亮，顾小天说，我听。我安慰不了他，因为我所有的手指都在，我的身体结实、健全。我听到外面的雨声越来越大，鼓乐声消失了，连绵的雨点砸在屋瓦和青苔上。整个村庄被大雨裹起来，清晰的就剩下这间屋子，两个人，一个憋了多少年终于开口说话，一个说了太多无意义的废话现在开始认真倾听。
一只鸡在雨声里叫，两只鸡在雨声里叫，很多只鸡在雨声里叫。窗外变白。顾小天停下来，问：“你打算怎么办？”
“你和三象的事你们自己解决。至于三象他爸妈那边，你手头有多少钱？”
“四百。还没到手呢，派出所让我这两天去拿。”
我看看他，除了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好吧，我再想想办法。回去你先用那钱打一针狂犬疫苗，清洗一下伤口。”我站起来想叫门，一拉，门竟然开了。锁早被取下了。
7
整个村庄还没醒来，街巷里汪了一地的水。我冒雨跑回三奶奶家，进灵堂时两只鞋子呱叽呱叽响，灌满了水。堂叔和堂兄倚着墙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扑克牌还散在蒲团上，我放下的钱不见了。堂兄先醒，睁了一半边眼问我：
“几点了？”
“天快亮了。”
他吧嗒两下嘴歪歪头又要睡过去，突然想起来似的，梗着脖子问我：“半夜三更的，你去哪儿了？等你一夜呢。那局还没完。”
“有点小事，耽搁了。”
“天该亮了吧？”一个堂叔也醒了，抹抹嘴说，“侄子，看你这一身水，快回去换件衣裳。”顺手把另一个堂叔推醒：“今夜我们守灵的四个人，不用抬棺材下地吧？”
后醒来的堂叔说：“照说不用，哪还有力气抬？”
因为守灵马上结束，他们让我回家就别过来了，换身干爽衣服好好睡一觉。我就回去了。这一夜，把我折腾得不轻。回到家用热水简单洗了洗爬上床，倒睡不着了，大脑清醒得如同清冷的早晨。顾小天、三象、三奶奶、叔叔、堂叔连同整个村庄的人在头脑里井然有序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背景是老的街巷、旧的房屋，是无边无际的荒凉干枯的大野地。我看见一个光屁股的小孩从田地之间的土路上往前跑，光脚，身后浮尘飞扬，脸上抹着汗水、鼻涕、眼泪和泥土，像只花脸的小狼，跑着跑着他就大起来，穿上了衣服和鞋，头发蓬乱，嘴唇上生出一溜毛绒绒的小胡子，那个人当然是我，他朝着我的方向跑，但却离我越来越远，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镜头暗中调换了焦距，他在向前跑的过程中不断后退，直到退成一个点，混同在尘埃里，变成大地本身消失了。然后睡眠悠悠地来到。
上午九点半我被叫醒。来人说，棺材停在后河桥上过不去了，人手不够，让我赶紧过去帮一把。等那人说完，我妈说，八点钟左右有人打电话找我，北京单位的，让我起来就给他们回电话。我让那人先走，马上就到。我边穿衣服边给单位打电话，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又打领导和同事的手机，关机。大概在开会。我想算了，回来再说吧。我妈让我干脆把手机带上，免得再打又找不到人。
雨还在下，我穿了雨衣和高筒水靴往后河桥跑。后河桥已经没了，我只是往它过去在的地方跑。出了巷子就看见一大群人挤在那里，唢呐声在雨中胶滞不前，只隐隐高高低低听见不成调的曲子。到了跟前，棺材正停在地上，准确地说，停在叔叔昨天刚让推土机整出来的路上。这新路只是松土的堆积，遇水到处下陷，有地方一脚下去直往上冒水。这条路蓄了半个夜和半个上午的雨。
为了不让棺材进水，棺盖上蒙一张巨大的塑料布，底下嵌了四五根滚木。抬棺材的几个年轻人此刻双脚深陷进泥水里，拔出双脚都要花好大的力气，更别说再把那口漆黑沉实的棺材抬着往前走了。他们把粗壮的扁担拿在手里，一头插进泥水中。小头和祥鹿的鼓乐班子已经到了河对岸，抱着唢呐仰天长啸，就等着起棺继续上路。
我数了一下，抬棺的人手的确有限，也就八个。在过去，大晴天硬梆梆的路上也要十二到十六个人。我问了一下旁边的堂弟，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没办法，本家里的小辈倒不少，这两年都出门打工挣钱了，剩下的能扛扁担的也就这几个，接着就骂道：
“要不是这破路，我们八个人抬着一路小跑都没问题。吃饱了撑的，没事填什么河啊！”
后河填了半截子，到处是坑坑洼洼，这儿一堆泥，那儿一汪水，一片狼藉。又趁上这送葬的队伍和冰冷的雨天，凄凉进了人的骨头里。
雨打在棺盖上噼噼啪啪响。为了看清脚底下的路，抬棺的人都把雨帽摘下来，一头一脸的水。都着急，送葬的至亲披麻戴孝站在后头更急，哪有半路上把死人扔下不动的。三奶奶的儿子和孙子都打算放下哭丧棒，重孝在身过来抬了。大家都觉得这不合适，让他们再等等。他们只好站在雨里大放悲声。
好容易又来了两个堂兄堂弟，另外的几条扁担和绳子也找齐了。加上我，还缺一个人，正好叔叔打着伞往这边跑。有人说了一句：“村长来了，他填的好河，修的好路，让他抬！”
好几个声音呼应：“该他抬！”
我叔叔个头不高，身体也一般，跟强壮几乎沾不上边，但他当时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他把伞扔到一边，自觉地抓了根扁担，说：“给三婶儿抬棺，应该的。”雨水很快从他稀疏的头发上往下流。我把雨衣脱下来给他，他不要，硬被我套上了。我接过了一个大斗笠戴上，场面杂乱，谁递给我的都没看清。
扁担上肩，各就各位。有人大喊一声：“一二三，起！”
我们跟着浑厚地吼一声，十二个弯下的腰慢慢挺起来。一，二，三。一，二，三。每一个节奏都很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先把脚从泥水里拔出来，然后才能步调一致往前走。我已经很多年没碰过扁担了，它在我肩上碾来碾去如同一块烧红的铁。雨水及时地钻进衣服，我似乎听见了红铁淬火发出的咝啦啦的声音。叔叔走在我前面，才走几步水靴就丢了一只，鞋没拔出来，脚先出来了。根本没时间去找，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往前走，谁也没法停留。叔叔就穿着袜子继续走，然后另一只水靴也不见了，跟着是两只袜子，最后出入泥水的是两只光脚。他的身体每走一步都打颤。可是停不下来。
快到河对岸时，忽然哪里响起了一阵模糊的和弦的音乐，我听着非常耳熟。再听，想起来是《步步高》，我手机来电的提示音乐。真他妈会赶时候。我腾出右手，摸索半天才从裤兜里找出手机，是领导的电话。领导在电话里说：
“马上回来，有急事！务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