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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这和从不正视审讯人员的目光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起诉书你已经看了几遍了，你感觉到里面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吗？到时候你可以进行辩护呀。”监管人继续在开导他。
张春桥嘴巴张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来。其实，对这些道理他何曾不知道呢？但是，他不能在这里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对法庭采取的是不承认这个当局革命的政府的态度，而且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甚至认为当局是在进行反革命的犯罪，他也就谈不到什么辩论或讲话的问题了。在充其量是任凭当局对自己采取措施了。
“张春桥，这是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开庭进行法庭调查的传票。”监管人和法庭的书记员依然来到监狱，行使自己的职责。
张春桥看也不看，拧着脖子不吭声。等监管员和法庭的书记员离开后，他把那张传票拿在手里，像欣赏什么物品似的看了又看，然后使劲地丢在桌子上。
尽管他在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和烦躁，愤怒和恐惧，但是越压抑他就越是难以安静下来。他想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头脑里乱哄哄的，真有些坐卧不宁的味道。在法庭上，他产生了一种被人强迫地一件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衣裤，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全身的那样的感觉。甚至比那种感觉还要令他难堪。有些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说清楚的，需要用事实和历史来证明的东西。但是，在这次法庭上，他面对着的除了是代表当局的法官外，他还要面对着自己原来同一个营垒的人的出卖或变节、投降。他们为了自己的解脱，会夸大事态，捏造令人恐怖的罪状，甚至把一切脏水都往自己身上泼。这才是令他最为痛心和难过的。现在看来，自己所代表的这股政治势力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但是自己还能看上那一天吗？
想到这里，连他自己也觉得太天真了，不由得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后悔的意思。除了遗憾外，他再没有什么别的祈求。
明天就是十一月廿七日了。张春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尽管他也知道，开庭审判和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哪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批斗大会不同，没有那些行凶动武的表示。但是，政治的压力和沉闷的社会空气还是使他感到了某种说不出来的紧张。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入梦乡。他的思维一直就在这昏昏沉沉的现实里转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开过以后，邓小平对他说：“春桥同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和你好好地谈一谈，交换一下我们之间的看法。我希望团结起来。”
张春桥侧过身子，斜视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和我谈话，难道不觉得已经晚了吗”我们现在能谈什么问题呢？检查吗？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清华大学去见见群众嘛。辩解吗？我对你的解释毫无兴趣。而且我也回答不了你那些不知道从哪个防空洞里钻出来的奇谈怪论。所以，我没有功夫和你谈那些没用的东西。”
“谈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总可以吗？”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想把溃败的结局缩小在最上的范围之内。“主席不是建议我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吗？我找你，这可是你不愿意和我谈呀。春桥同志，就是为了我们党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再交换一下看法吧？”
张春桥这时才转过身来：“小平同志，现在还要称你为同志，至于以后叫不叫你为同志，可就不一定了。这个称呼的主动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你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要告诉你，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是绝对不会倒退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所掌握，所运用，你的那一套东西，早已经是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垃圾了！可是，你自己还要当成宝贝，当成了不起的创造，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邓小平这时也沉下了脸：“春桥同志，我和你谈话，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你不愿意谈可以不谈。不过，你讲这样的话，未免太狂妄了吗。历史前进的车轮不由我为转移，但是也不会以你为转移的。你就那么自信？你以为人民群众就真的是站在你那一边吗？我看未必！”
也许三个月后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证实了这点。但是，张春桥还是不相信！如果他要是真相信这一点的话，也许会作出另外的一些措施来。人呀人，不到历史的大幕拉开的时候，谁也看不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色。一但看清楚了后，又感到无可奈何了……
第十八章 法官问张春桥时，他……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张春桥作为第一审判庭第四个被告，接受法庭对他的首次调查。
张春桥被押上法庭后，四周的人们连看都不看，一副傲然的神气。他坐下来以后，也根本没有往审判台上瞅，而是把脑袋歪到了一边，好像是满不在乎的神色和表情。这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审判员王战平注视他片刻，开始了正常的法庭调查。
“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中，你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晃了一下身子，把他的脑袋扭到了一边。连问了三遍，张春桥就像没有听见似的，连吭都不吭一声。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浑身的血液在冲腾着，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蠕蠕动弹。
这是审判员事先已经预想到的，他翻了翻桌面上的材料，说：“张春桥，我问了你三遍，你不回答。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无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法庭的审判。因为本法庭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诉，没有其他证据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过来，没有被告人的供诉，证据确凿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听懂了没有？”
张春桥挑衅般地抬了一下脑袋，把眼睛转向了另一边，依然不置一词。
审判庭里出现了僵持的气氛，旁听席上出现了人们的窃窃私语。
审判员接着说：“你不讲话，法庭就用证据来讲话。”
于是，法庭就有关张春桥参与指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活动的事情，宣读了王洪文的证词。王洪文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廿七日的证词供认：“张春桥和我说过：‘邓小平所以跳出来，也可能是与讨论四届人大时对总参谋长等提名有不同意见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觉得最近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嘛。’”
张春桥闭着眼睛，脸上微微露出了点笑容。他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印正了他当初判断的准确和预见的英明。
王战平这时又问：“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你们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次去长沙告状，你对唐、王讲了些什么话？”
张春桥还是一言不发。
当宣读毛泽东原来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唐闻生的证词时，他睁开了眼睛瞅了一下旁边，似乎是有点得意。接着，播放了王海容证言的录音。他注意地听了听，没有回答什么。但是，人们注意到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是的，在这种历史性的场合下，他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不住考验。暴露了本应该是最为机密的事情。这不能不认为是反常的。
公诉人王芳开始发表意见：“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是这个‘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上看，张春桥在这个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事实是清楚的。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目的，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已经是很充分的了。这就是阻挠邓小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对张春桥所犯下的罪行，张春桥在法庭上默不吭声，表现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他为什么拒不回答法庭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早已经做好了杀头准备。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词。”
这时，审判员指示书记员宣读了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证词。
证词中说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里，张春桥就多次与马天水等人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早已就准备杀头啦！’其实他还有话：‘毛主席要求一个革命左派必须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我是完全体会到这场大革命的尖锐和复杂了。修正主义上台，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我是逃不脱的。你马天水有这个准备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如果怕死就当逍遥派。那是最保险的。’张维维为自己的婚事征求张春桥的意见时，张春桥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有风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杀头的。讲这个话也可以看出他对你的态度，究竟是真心还是假心。’一九七六年九月，张春桥接见徐景贤的时候，对他说：‘现在中央的斗争十分激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杀头了，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总会连累你们的。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有备无患嘛。’”
公诉人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说他要准备杀头，这正好说明了他从事的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冒险活动，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他很清楚，他既然干的是反革命勾当，所以他早就横下了一条心，要与我们斗争到底！”
张春桥用蔑视的眼光扫了一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然后转换了一下坐着的姿态，闭上眼睛好象已经睡着了。
审判员继续问他：“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你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的时候，和他说了些什么？北京大规模的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是不是你策划的？”
张春桥的嘴角露出一点笑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