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声讨中，在中共中央的严词责令下，刘少奇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交出了他的《认罪书》。当时，张春桥就对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说：“刘少奇认罪，一方面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刘少奇不甘心失败的表示。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的检查一出笼，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批判。希望我们的上海拿出真正过硬的东西来。”
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对方让你写检查，从来都是要把你置于死地的一种策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向自己的对手写了检查，就等于给了人家自己的把柄。将来就是再翻案，也不是那么光彩的。比如邓小平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否认了他曾经向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过检查的真实性，翻自己的案。除了证明自己在当年就不老实，就在耍两面派以外，再不能证明别的任何问题。他抱着这样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低头或认错，所以就更别提什么认罪了……
“张春桥，你在法庭上不讲话，是不是有点失算呢？”监管员突然进来问他。
张春桥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他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人从来不交心。一直处于一种冠冕堂皇的应付之中。他具有一种草原上的豺狼般的天性，做事往往有点神秘而又单独行动的特色，并且他所干的事情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很少留下什么证据。这就给他的性格更加涂上了一层令人琢磨不透的感觉。自从他被捕以后，专案组的人或者两案办公室的审案员，以及后来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想撬开张春桥的嘴，想从他的嘴里挖出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然而，他们全部失败了。
张春桥对自己的过去和对于他所干过的事情，此刻统统守口如瓶。他的沉默和对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态度，使多少人伤透了心。这天，张春桥突然提出要些纸和一支笔，使监管员立刻作为一件大事报了上去。
“张春桥要笔和纸了，他要在最后的审判时给我们一个袭击，发表辩护词了。”审判委员会的法官们迅速作出了判断。别看他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希望他开口，但是一旦他真正要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一个个都绷紧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此人是极其不好对付的一个顽凶。当人们的目光对准了费孝通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动开了脑筋。
是的，张春桥认为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时间较长的伙伴，也是她最为亲信的军师。他们四个人的倒台，张春桥是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教训的。这四年来，他一定考虑了许多的问题。从他的缄口不言来看，他是最为掌握核心机密的人，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费孝通这样认为，张春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经是中央最高领导成员的政治家，他采取了沉默的选择，肯定是经过了痛苦也是他以为最好的决策的。首先他要顾全面子，其次他知道一旦开口，就必然要把许多的内幕揭开，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他宁肯把一个又一个的阵迹留给历史学家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不愿意把答案公布在他被捕后的法庭上。所以，从预审开始．他就拒不回答问题。送达起诉书他不接受，律师也不要。有人说：“长时间的沉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闭口几年之后，就会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从这一点看，也能知道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毅力和他对他的信仰的坚定。”
作为法官，费孝通研究了张春桥的十六条属于他的罪状，认定了他触犯的刑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伙同江青等人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对此，有人曾经提出了疑问：’既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为什么在他公开讲话里，包括他在文革中接见群众组织或各种大会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流露呢？为什么连群众组织印制的材料里也不见这四个字的片言片语呢？”费孝通是这样解释的：“他也知道这句话提得过分，所以他只是对他的同伙或者亲信讲这类的话，真正在大庭广众下，他对这几个字是封锁得很严的。”
这种不管科学与否，在法庭是作了认可的。至于张春桥的其他罪行，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了九十一人。费孝通记得，当年这笔帐是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曹荻秋头上的。现在，物归原主，还到张春桥的身上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了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首先在全国刮起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狂风。
在张春桥的指使和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市十二名领导人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批斗。曹荻秋、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在全国制造动乱。同年三月，张春桥伙同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站出来的干部是“从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他们所谓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费孝通在审判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对张春桥的这些犯罪事实，我作了仔细的推敲，认为条条都够格，件件都是证据确凿，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时期的鉴证，保证不会冤枉了这个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所以。对他的判罪，要从重从严。”
“现在，张春桥要纸和笔，你能估计到他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辩护吗？”有人问。
费孝通说：“张春桥辩护，无非是那些老话，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主席的身上，说他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等等。除了这样，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从一些证据来看不排除他在许多的场合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的。这同毛主席没有任何的责任。我非常同意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审判这些人要和毛主席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让他们把他们的罪行推到毛主席的身上……”
消息传到了审判委员会领导小组会上，彭真马上作出了指示：
“我就预料到张春桥会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他的神情很严肃，“对张春桥的活动，一定要来回控制。他几年不讲话，既然开口，就会讲出他的水平来的。我估计他要大肆宣传他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因为林彪的暗杀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林彪集团对他有着刻骨的仇恨。这并不奇怪。他就是同林彪有着势不两立的斗争，也不能否认了他们同林彪在整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上的一致。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里所罗列的大量材料，我们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两审，是完全合理的。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头子就是林彪和江青，军师就是康生和张春桥。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张春桥发表他辩护意见时，不失时机地给予坚决的驳斥。”
于是，当第二次庭审调查时，审判员们高度紧张起来了。
其实，对张春桥的这种戒备完全是多余的。张春桥向监管人要的纸张，全部被他扔进了厕所。他要的笔，只是向监所领导开了个需要的马列书籍的清单。只是他写好了以后，迟迟地没有交给监管人，而是压在了他的床单下。直到整个审判结束以后，他才把他的书单交出来。他和监所以及持别法庭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整整一个星期，张春桥关注着特别法庭对他们的审讯，对广播里的声音特别留意，对监管人员们的谈话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他很想看看报纸，但是号里全是一些过期的旧报刊，他不时地把给了他的那张起诉书看了又看，嘴里咕囔着骂上几句：“胡说八道，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张春桥在监狱里始终靠着回忆过去来打发那难熬的日子。但是他感到颇为得意的，就是毛泽东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我们的理论家”。有一次他当着林彪的面说：“你看我们的红秀才中谁最有希望呀？是陈伯达吗？不对，他已经老化了，他写的文章罗里罗嗦，不耐看。我看最有希望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张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理论色彩，逻辑力很强，有深度。姚文元的文章，火药味浓，具有原子弹的威力。其余的那些秀才们，都还没有火候呢。”这话引起了林彪和陈伯达的高度警惕和嫉妒。他们开始暗中搞他和姚文元的鬼了。
林彪对陈伯达说：“张春桥是有野心的，他想取代你。这个人仗着‘三滴水’（批江青）给他撑腰，你也不放在眼里了。中央起草重要的文件，都是他和江青他们说了算。最后才来报告我的。这个人如果不警惕，我都可能要受他害。”
陈伯达说：“张春桥其实在上海并没有多么高的威信，很多人在反对他。红卫兵和工人组织几次炮打他，要不是主席和江青保他，他早就垮了。”
“等主席百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