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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把脑袋一扭，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这套什么法律手续，对他们的胡闹，我就是不接受！”
“现在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的一切都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嘛。”监管员对他说，“你不要再这样硬顶下去了。江青虽然和你一样，也对政府和中央领导人抗拒，但是她对法律的各项规定还是要执行的。她是利用法律的条文来和政府斗争。这还是聪明的做法嘛。你不该采取这样的形式。”
“我是我，我不是江青。”张春桥生硬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况，我就是要这样！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有我自己的做法。我只会选择我自己的斗争方式！”
话是这么说，从这时起，张春桥的心明显地比以前轻松得多了。他在放风的时候，用一根树枝默写着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他的字流畅、刚劲，充满生气。监管员没有见过他的书’法，但是他相信，如果给他笔墨，让他在监房里练字，他的书法一定是名列前茅的。监管员看出了他写的内容：
“某启：昨日蒙教，藕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呀见恕也……”
他佩服张春桥的记性，竟能把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答司马光的那封历史上有名的信几乎是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微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为天下理财，不为微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血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止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响往之至。”
“张春桥，你以王安石自比吗？”
“只是心有相同之处也。并不是简单地比照古人。”
“你以为司马光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微利、拒谏四条问题，和你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是不是你和当年的王安石有同样的处境呢？”
张春桥笑了笑说：“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冒力，改变国贫兵弱的状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他建议宋神宗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对他进行攻击和威胁，王安石于是写下了这封著名的信，对司马光给他强加的罪状一一驳斥，表示了他变法的决心。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多次引用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把信的内容背了下来。我也是受了主席的启发，才认真地研读了这封信。现在，我对法家有了新的理解了。”
“可以讲讲吗？”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张春桥说，“我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休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后，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现在也许是个机会了。”
张春桥谈到历史时，拒绝和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现在，他也只好如此了……
第三十章 他是否会走向新起点？
改判以后的张春桥，并没有显得有什么变化。当改判的判决书下发给他的时候，他连看都没有看，只是嘴里咕囔着说了句谁也没有听清楚的话，脸上露出了冷漠的笑容。
“张春桥，你现在没有死亡的后顾之忧了。可以安心地改造了。无期徒刑对你来说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只要你能对过去的错误和罪行有所觉悟，党和政府会给你一定的机会的。这个主动权可是随时地掌握在你的手里呀。”监管员突然地对他说道。
张春桥的眼睛盯住了他，好一阵地凝视。看得出来，他对任何对他的劝降，都有一种深仇大恨般的敌意，他在自己判了死缓之后，曾经高昂起脑袋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终于干完了一件伟大的义务。我感到兴奋，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我自己的使命的。同这样一个伟人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已经在肉体上死亡了的人，看到了我的身后的这些，我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
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看过的《毛泽东选集》上，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每当监管员和他谈话，要他对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形势进行表态的时候，他都摇摇头说：“审判我时，我还没有向当局低过头，现在倒想让我低头，简直是异想天开！能否让我对你们说几句话，那得看看你们是否作了什么好事。这也是用事实来证明的问题，而不是要我或什么人给你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社会和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场革命的。随着刘少奇的平反和宣传他的事迹的文章不断出现，他又回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那天……
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到了那里还是受到了他们的赶出和打击。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地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个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向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是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张春桥是在录音里听到这个报告的。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刘少完全摆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架子，几次在报告里贬低毛泽东。他见到江青的时候，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你看到了吗？他说话可是太随便了。”
江青注意了他一眼，似乎是在随口而言：“我才不管他呢。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我看看他能有多长时间的得意忘形。”
这年的九月一日，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的报告。在中央的批语里，刘少奇写道：“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江青在和张春桥谈话时说：“那是什么报告，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吹牛而已，没有任何的积极之处。你可以看看这个东西，从里面会发现许多的问题的。”
又是十天后，即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刘少奇搞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出笼，江青在上海时连看都不看，随手一丢说：“是要和毛主席比比高低嘛。可以比呀，他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有把握了。”
张春桥感受到了江青的不满情绪，但是没有想到这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联系。两年后，一切都清楚了。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人谈话时，提起了当年的那些事情，说：“从刘少奇的报告到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及和他们炮制的那个后十条，都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都是为了把毛主席赶下台而大造舆论的。那时，刘少奇也是要把他的老婆抬出来造舆论。不过她没有什么水平，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黑货。这时，毛主席才对我说：‘江青哪，你该出山了。你在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就从文化上打开缺口，给资产阶级一个措手不及！’有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才敢组织春桥和文元同志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我是做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的。”
那天，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谈话一直谈到天亮。他有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江青同志实际上处处都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紧跟江青同志就是紧跟毛主席。”
江青口头上虽然说：“不能这么说，传出去好像我江某人要怎样怎样了。还是应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讲话。”但是，张春桥看得出来，她对这句话实际上是很高兴的。只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确实不能那样讲而已。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是想利用王光美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块风向舵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完全把江青作为自己推行政治路线的先锋了。他多次在张春桥等人面前说：“江青要比王光美在政治上成熟得多，她根本不能和江青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