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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大的不一定！”张春桥说：“像华国锋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除了造谣和胡说八道，他还能把历史的真像说清楚吗？他敢吗？所以，到了最后，他非把毛主席的这面旗帜丢了不可。我真是没有想到，毛主席这面伟大的红旗就要毁在这个？？？？旦手里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张春桥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早就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权力和自由。你们也不敢给我另外说话和写东西的自由。”
“这么说，你是连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吗？”
“无错可检查，应该检查的是他华国锋，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党的纪律，采取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么好学生，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儿、女儿，几乎把主席的所有亲属统统一网打尽，他还有什么高举和继承，无耻至极！”说到这里，张春桥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墙角。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纪登奎早已离开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还是那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名曰学大寨，其实文不对题，讲的全是所谓四人帮的罪状，张春桥称是“东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杰作。
一阵风吹了进来，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
第四章 张春桥的历史是这样吗？
审理张春桥的历史时，华国锋就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张春桥的历史从头到尾审查清楚，他的问题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的丑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细，要快，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叛徒和特务都利用起来。我就不信他没有重大的问题。他说他是清白的，鲜红的，我们一定要给他还其墨黑和发臭的本色。”
汪东兴也说：“我们的专案要是搞得不过硬，就会给他们的党羽留下了复辟和翻案的机会，一定要把他们砸死。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给刘少奇定案一样，‘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给刘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别想翻身。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样，首先是按他们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务问题，最次他们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定要抓准的。”
因为“四人帮”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汪东兴这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担当着具体工作的重任。
从张春桥的历次填写的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张春桥廿二岁的时候，在《人员登记表》里填写的家庭情况是：“父：小职员，母：无业。”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亲笔写的例行《反省自传》里，提到他的父亲时写道：“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他又写道：“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册上，张春桥在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便写成了“自由职业者”，本人的成分也写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的表格里，都写道：“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在一九五零年的《简历表》中，他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华国锋把他的历史看得很详细，他看到这些时问汪东兴：“从这个表里，好像张春桥在十九岁时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党呢？他是否脱过党？或者叛过党？”
张春桥的这段入党的历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调查过。上海红革会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把他的有关情况弄得满城风雨，老幼尽知。汪东兴早就从他们的材料中熟悉了张春桥的历史，他对华国锋说：“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个党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和批准。这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是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其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作为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
纪登奎在旁边插话说：“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曾经对周恩来说过：‘春桥的历史是鲜红的，无可指责。林彪抓住他老婆的变节行为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整垮春桥。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春桥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们还要给出路嘛。就是对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员，除了不准他们重新入党外，都还要给出路的。’根据这个情况，张春桥这样填写表格，没有多大的错误。”
华国锋还是认真地看了专案组搜集回来的几张证词：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陈锡联看过材料后对纪登奎说：“这说明不了张春桥的任何问题，只能从旁边说明，张春桥是老实的，把当时的情况都写明了。此外，还说明什么呢？”
纪登奎把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问所谓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递给陈锡联，他特意提醒道：“这是一个罪犯写的揭发材料，说张春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命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领导人，我对此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这场揭批清查运动比任何一次斗争都可怕，搞些伪证可是随时可能的。”
陈锡联不动神色地审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发：
“我叫徐伯璞。又名称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侮辱师长’为藉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叹，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这个亲笔揭发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负责审查这个专案的人员还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军管会对徐伯璞的判决决定书，判决书所列的几条罪行里，确有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当局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抗日的学生负责人的这条罪状。但是，纪登奎等人认为，只凭徐伯璞一个人的证词，很难说明这几个抗日爱国学生就是张春桥告密的。他问汪东兴等人：“还有张春桥参加特务的证明吗？还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证吗？”
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