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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再寻求一致了。 因为前面讨论时我们已经充分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心灵都是充满很多这类冲突的。格：对。苏：对是对。 不过，那时说漏了的，现在我想必须提出来了。格：漏了什么？
苏：一个优秀的人物，当他不幸交上了恶运，比如丧失了儿子或别的什么心爱的东西时，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忍受得住的。格：显然的。苏：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他不认为痛苦呢，还是说，他不可能不觉得痛苦，只是因为他对痛苦可以有某类节制呢？
格：后一种说法比较正确。苏：关于他，现在我请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他在哪一种场合更倾向于克制自己的悲痛呢，是当着别人的面还是在独处时？
格：在别人面前他要抑制得多。苏：可是当他独处时，他就会让自己说出许多怕被人听到的话，我想，做出许多不愿被别人看到的事来的。格：是如此。苏：使他克制的是理性与法律，怂恿他对悲伤让步的是纯情感自身。 不是吗？
格：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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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有关同一事物有两种相反的势力表现出来，我们觉得这表明，他身上必定存在着两种成分。格：显然是。苏：其中之一打算在法律指导它的时候听从法律的指引。不是吗？
格：请作进一步的阐述。苏：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告知：遇到不幸时尽可能保持冷静而不急躁诉苦，是最好的。 因为，这类事情的好坏是不得而知的；不作克制也无济于事；人世生活中的事情本也没有什么值得太重视的；何况悲痛也只能阻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格：你指的什么帮助呢？
苏：周密地思考所发生的事儿呀！就如同在（掷骰子时）骰子落下后决定对掷出的点数怎么办那样，根据理性的指示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最善之道。 我们肯定不能似小孩子受了伤那样，在啼哭中浪费时间，而不去训练自己心灵养成习惯：尽快地设法治伤救死，以求解除痛苦。格：这确实是面临不幸时处置不幸的最善之道。苏：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最善部分是愿意遵从理性指导的。格：当然如此。苏：所以，我们不是也要说，一味引导我们回忆受苦和只知悲叹而不能充分地得到那种帮助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没理性的无益的部分，是怯懦的伙伴？
格：是的，我们应当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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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冷静的部分给模仿提供了各式各样大量的材料。 而那个理智的平静的精神状态，因为它差不多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是不容易模仿的，模仿起来也是不容易看懂的，尤其不是涌到剧场里来的那一大帮杂七杂八的人所容易了解的。因为被模仿的是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感情。格：绝对的。苏：很明显，从事模仿的诗人本质上不是模仿心灵的这个善的部分的，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让这个部分高兴的，他要是要赢得广大观众好评的话。 他本质上是和暴躁的多变的性格联系的，因为这容易模仿。格：这是十分显然的。苏：到此，我们已可以把诗人捉住，把他和画家放在并排了。 这是非常公正的。 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因为他的作用是培育、激励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非善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实在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无法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格：的确是的。苏：可是，我们还没有控告诗歌的最大罪状呢。 甚至它有一种能腐蚀最优秀人物（很少例外）的力量呢。 这是十分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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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它如果真有这样的力量，的确是很可怕的。苏：请听我说。 当我们听荷马或某一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受苦，长久地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你知道，这时哪怕是我们中的最杰出人物也会喜欢它，同情地热切地听着，听入了迷的。 我们会称赞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杰出的诗人的。格：我知道，是如此。苏：可是，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幸时，我们就会反过来，你也知道，以能忍耐能保持平静而自豪，相信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品行，相信以往在剧场上所称道的那种行为乃是一种妇道人的行为。格：是的，我也懂这个。苏：那么，当我们看着舞台上的那种性格——我们羞于看到自己如那样的，——而称颂时，你认为这种称赞真的正确吗？我们喜欢并称赞这种性格而并不厌恶它，如此做是有道理的吗？
格：说真的，看来没道理。苏：尤其是你假如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格：怎样思考？
苏：请你作以下的思考。 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
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 可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或习惯应该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 道理是：它是在看别人的苦难，而赞美和怜悯别人——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而又表演出极端苦痛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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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可耻的。 另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肯定是件好事，它是一定不会同意因反对全部的诗歌而使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 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在那样的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压服了。格：非常正确。苏：关于怜悯的这个论证法不也适用于喜剧的笑吗？你虽然自己本来是羞于插科打诨的，但是在看喜剧表演或在日常谈话中听到滑稽笑话时，你不会嫌它粗俗反而觉得非常快乐。这和怜悯别人的苦难不是一回事吗？
因为这里是相同地，由于你的理性担心你被人家看作小丑，因而在你跃跃欲试时克制了的你的那个说笑本能，在剧场上你任由其自便了，它的面皮愈磨愈厚了。 于是你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在私人生活中变成为了一个爱插科打诨的人了。格：确实是的。苏：爱情和愤怒，和心灵的其它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苦乐——我们说它们是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同在的——诗歌在模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的。 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 在我们应当统治它们，我们以便能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使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格：我无任何异议。苏：所以，格劳孔啊，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整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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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就这么高。 你还要对他们承认，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 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 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候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就成为你们的管理了。格：非常正确。苏：到此为止，让我们结束重新讨论诗歌以及进一步申述理由的工作吧。 我们的申述是：诗的特点既然是这样，我们当初把诗逐出我们国家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 是论证的结果让我们这样做的。 为了阻止它怪我们简单粗暴，让我们再告诉它，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 比如，什么“对着主人狂吠的喜欢叫的狗”
；什么“统治饱学之士的群盲”
；什么“痴人瞎扯中的大人物”
；什么“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
，以及无数别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证据。我们然而仍然申明：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实，任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十分高兴接纳它。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它对我们的诱惑力。 可是背弃看来是真理的东西是有罪的。 我的朋友，你这样说是吗？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它的诱惑力吗，特别是当荷马本人在进行蛊惑你的时候？
格：确实是的。苏：那么，当诗已经申辩了自己的理由，或用抒情诗格或用别的什么格律——它能公正地从流放中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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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自然可以。苏：大约我们也要许可诗的拥护者——他们自己不是诗人只是诗的爱好者——用无韵的散文申述理由，说明诗歌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是对有秩序的管理和人们的全部生活有益的。 我们也要善意地倾听他们的辩护，因为，他们如果能说明诗歌不仅能令人愉快而且也有益，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诗对我们是有利的了。格：我们如何才能有好处呢？
苏：不过，我的好朋友，他们如果说不出理由来，我们也只好如那种发觉爱情对自己不利时即冲破情网——不管这样做有多么不容易——的恋人一样了。 我们虽然受了我们美好制度的教育已养成了对这种诗歌的热爱，因而我们十分乐意能听到他们提出尽可能有力的理由来证明诗的善与真。 可是，他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在心里对自己默念一遍自己的理由，作为抵制诗之魅力的咒语真言，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