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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书生本色—吴宓难逃劫难
吴宓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讲授古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差点惹下大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难逃劫难，被游街揪斗
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吴宓执教于中文系，虽是国家二级教授，基本的生活，平常所需的副食品、肉食、日用品都会专供专用，本人的遭劫似乎不大。然而，知识分子的迂倔可爱，不善转圜变通又令他差点引火烧身。
当时，西师的学生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学生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怎能受用？不少人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这份请求在当时情况下，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人人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哪会有其他措施。一天，他走上讲台。学生没吃早点，拖了大半个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听着台上吴教授口若悬河，台下的学生们似连锁反应一样，肚子咕咕叫响起来。吴宓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忍不住摇头晃脑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学生们一听，忍俊不禁，哄然大笑开来。
这本是吴宓讲授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信手拈来，并无什么恶意。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十足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检讨。
一些人还是不放过他，认为吴宓思想一贯反动，现在胆大包天，利用神圣的课堂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是一个十足的漏网右派。最后，上面发了话，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检讨了错误就行。生活待遇不变，内部控制使用。于是，“漏网右派”的帽子与他擦肩而过。但他被勒令停课反省。那段时间，吴宓不再被安排上课，每天除了看看报，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
痛失精神的家园，生活待遇即使不变，这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大师而言，剩下的仅是生命的枯寂。
1961年夏，心情落寞而又特别念旧伤感的吴宓在“停课反省”后，决定利用暑假，南下广州，拜会其少年挚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是上个世纪学术史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大师间生离死别的话题。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尽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与情感失落，行将进行一次暮年的会面。他们都敏锐地发现，彼此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而挚爱并固守推崇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封建糟粕”，他们的个体生命在五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劫难。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汉学界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吴宓有着太多的相似，不然，两人何以会成为生死至交。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出身于名门望族，学人世家。其祖父原为曾国藩僚属，后官至湖南巡抚，“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秘密赐死。其父陈三立被称为晚清四公子，著名的诗人。兄长陈衡恪诗书画三绝，自成一派，不幸英年早逝。
陈寅恪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身上绝无纨 习气。1908年，他考入清华预备学校，结识了吴宓，两人引为知己，后一同赴美，留学哈佛。二人先后学成归国，再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各自的史学、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
对于1961年夏天的这次会面，二人期冀已久。吴宓尚未动身，陈寅恪就按捺不住，一连数次去信，反复告诫对方的赴粤注意事项，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代清楚。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校方以官方方式出面，也做好了准备。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得体与妥帖。 吴宓抵达广州，适逢深夜。中山大学派车，陈寅恪的女儿、女婿亲到车站迎接，来不及休息和洗漱，吴宓便直奔陈寅恪家中。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同样急不可耐，在家中等待着老友的到来。
“兄长”吴宓被领进陈家，他抖落一身细雨，大步走上前，一把握住静夜枯坐的老友，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么晚，你还坐待弟来？”
“雨僧，”陈寅恪握着吴宓的双手，生怕失去什么似的，“深夜远道，辛苦辛苦！”两个人脸上都淌下了泪，忙相携着坐了下来。这天晚上，“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分忧郁。两人彻夜长谈，12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临别时，陈寅恪老泪纵横，亲自写了四首绝句，第一首最具“历史感觉”：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中国人的大劫难开始了。吴宓难逃大劫，西师的造反派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位“奇货可居”的老古董身上，他们很快把吴宓的书、文稿和日记洗劫一空。吴宓大量的日记被各派争抢去当做批斗的活材料，从中找出吴宓的种种“罪名”。据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的日子颇不好过：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弥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姚文元同志”。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猴看。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自此，吴宓的生存状态大为艰难。游街批斗，没日没夜交代问题，写检讨，被当做反动文人的祖师爷，活靶子，其卑微痛苦与无助的生命在无序的状态下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即使在这种形态下，他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那份独特的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某日，西师红卫兵小将押解着一长串牛鬼蛇神，去北碚游街批斗。小将们对着吴宓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抬起头来声明：“我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的。”有位小将用手使劲按吴宓的颈子，并击打脑袋：“不准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吴宓依然抬起头来，并用手抚摸着那位小将的头说：“顽童顽童，莫打脑袋，莫打脑袋。”路边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小将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吴宓有一习惯，每天必记日记，几十年不间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抄家劫舍焚烧书籍，吴宓日夜担心日记的安全。吴宓有一位友人的侄子在重庆钢铁公司上班。有一天，那工人来西师玩，知道吴宓的心事后，就说：“吴伯伯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夜里，那工人和他的伙伴开来一辆吉普车，将吴宓的全部日记安全转移到重钢。吴宓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车子开走后，吴宓找来一本练习簿，又习惯性地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将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的经过详尽记录下来。
不久，吴宓果被抄家，但造反派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日记。吴宓爱记日记是出了名的，怎么会没有日记呢？一位细心的造反派终于从练习簿上找到了吴宓转移日记的线索。于是造反派拿着吴宓的新日记，按图索骥，杀向重钢，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获回来。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书生本色—吴宓隐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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