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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